凝固的激情•李宗津艺术回顾展

  • >展览时间:2011-08-19 - 201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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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名称:凝固的激情·李宗津艺术回顾展主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承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协办单位:广州华艺廊学术指导:徐  冰策 展 人:杨小彦 王璜生 展览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B展厅展览时间:2011年8月19日至9月8日开 幕 式:2011年8月19日 上午10:30序言 画面的遗憾已减到最小,可以放手了 徐 冰回国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参与过不少画展的筹办。现在要为李宗津先生做展览,这对我是有些特别的。这层特别的内容,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谈70年代的散文中记述过: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什么关系,我很晚才由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东园厚墙深窗的老楼里,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看我能看进去,又把两张大些的画拿出来,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有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每次回京,我都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去,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强夺泸定桥》。他对我画的肖像画给予鼓励,让我多画些。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我刚画过他,村里人说他是被“画”走的。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被我画遍了,我后来就画了一批风景。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美术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后来松动些,可以画画了,他却又得了癌症。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 湿漉漉的石阶,可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这段故事记述了我当时向他学画的情况。为了写现在这篇东西,我搜索和询问了一些人。我感觉,我那时被介绍认识了李先生,却并不真的“认识”他 —— 他的背景,他曾经做过什么,他与中国那段艺术史是怎样的关系……历史总是这样,在平淡的事情和奇异的发生的内部,一定隐藏着不被人觉察的内在逻辑,左右着事情“必然如此”的结局。而社会与个人的记忆具有筛选性,为了讲述的方便或别人的回忆对自己记忆的修正、甚至梦境的似是而非与夜间冥想碎片的叠加、娱乐与幻觉技术制造的内容,有时会混同在一起。而所有的“存在”都要由“意识到”来确认,而意识的不“无边无际”也会与真实发生过的混淆,这真是没有办法。这些,让真实发生过的在改变“版本”的同时又被“认定”化。最后剩下的是如同四字成语化的、便于文字或语言表述的内容。我不是那种善于记住具体过程的人,却对发生过的“一种感觉”能经久不忘。李先生住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北大人惯称“东大地”。东大地属北大最好看的一块住宅区,一座座欧式的老楼,有大片的草地、树墙、紫藤花和高大的柳树或梧桐。据说曾经在这里住的都是名教授:梁漱溟、张东荪、许地山、朱光潜、翦伯赞、爱德加·斯诺这类人物。当时哪里知道这些人的分量,我知道的都是哪家阿姨送孩子去医院了这等生活琐事。我家不住东大地,但我却有很多的时间在东大地,因为我就读的小学在东大地。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家与东大地的杨晦教授家同用一个阿姨。杨伯母人很好,有时我放学就直接去杨家。杨家就在李先生家边上,但我从来不知道,在那栋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我仰慕的“专业画家”,我只是没有缘分知道和破门而入。这种仰慕不是对李先生,而是对泛指的专业画家。我成长的过程好像只对画画有兴趣,北大那边有各种优秀人物,就是没有画家。我那时只要是在街上看到背着画夹子的人就激动,更崇拜背着画箱的人。有时会跟在他们后面走一段,期待着他们随时打开画箱就地画起来。我后来也从使用画夹子升为画箱,却还是对这种人崇拜难移—— 我是业余的,人家有可能是专业的。“文革”中北大大部分人都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我母亲和留下的其他系的几位老师被调到房管科工作。新同事中有一位西语系的孙凤城教授,她听说我爱画画又没人教,就说:“没问题!我认识一位有名的画家,很有名的,让他给徐冰看画。”那时我已经去插队了,不常回城,我妈特意托人转告我:“下次回来把画带来,给你找了一位老师。”真有点北京喜讯传山寨的感觉。我精选了我的画,带回城,被孙老师带去见这位很有名的画家。进了东大地,简直就是走在往杨晦家的路上,进了一栋和杨晦家一样的小楼。楼道里很暗,我喜欢这种暗,就像进了教堂,是油画里的光线,多有气氛。但在实际生活中,这栋小楼住了四家人,共用卫生间和厨房。一个与孙老师感觉很像的女人来开门,后来知道是李老师的夫人周珊凤。她们寒暄,我在边上看着。见到李老师,他们又寒暄,问东问西的,我在边上坐着。孙老师说:“我去和另一个‘凤’聊聊(孙老师与李先生夫人名字都带‘凤’)。你自己可以回去吗?”我说可以,她就走了。李先生先给我看画,他说的具体内容现在记不清了,大概是注意透视关系和鼓励的话。再看他的画,能记起的感受就是上面描述的,当时就是觉得好。后来从美院一些老师那里才知道,李宗津很有才,徐悲鸿很看重他,说他是“中国肖像画家第一人”。还说,徐悲鸿第一次看到李先生的画很惊讶,问李先生是从哪里学回来的。李先生说:“我就是在苏州美专学的。“据说在徐悲鸿的办公室里,唯一挂着的一幅画就是李先生的。徐先生后来把李先生聘到北平艺专,李先生由于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被国民党点名要求艺专解聘其教职。在国民党的解密文件中有:“请其速为解聘奸匪李宗津、冯德祀、齐振杞、沈士庄等四员”,并有“徐悲鸿以该四员皆其学生,故向李主任宗仁求情,愿以家身担保,使得释放。”李宗津先生后来在城里呆不了,就去了清华。1953年李先生由清华大学被调到中央美院。按吴冠中先生的说法是:“美术学院要调清华的李宗津,我是作为交换条件去替代李宗津的。”从表面看,吴冠中先生与李宗津先生艺术探索的方向不同,但在那个时期甚至任何时代,艺术家的命运或受重视的程度,基本是被时代及当时的艺术政策的需要摆布的。其实,当时我只知道这位老师是专业画家,他是谁、多有名对我都不重要,我只是全神贯注在他的画面上。出了李先生家的门,我松了一口气,又有一种兴奋 —— 我看到了真正的好画,是外面看不到的。第二次去李先生家,又隔了至少半年,因为我不可能常回城。 那天还没进他的房间,就被那张《强夺泸定桥》的巨大画作堵在了门外。我愣住了,李先生也在门外,打量着这张画。这个情景让我记忆深刻。我在农村画了很多画等着给他看,他看我画了一大堆素描头像,就不再继续鼓励了,却拿出一摞速写给我看,说是部队的画家画的,我想应该是董辰生或陈玉先的。我记得他说是他借来临摹的。他一边翻看一边赞赏,说:“你应该多画生活速写,捕捉生动的东西,画农民的生活,不能光画头像。”现在我才了解这番话的内容;生动场面、多人物,是他艺术的长处。他曾画过大量的平民生活写生,创作了《平民食堂》。建国初期提倡人物画、反映生活,李先生尽情发挥着自己的才能,是第一批用多人物的情节性绘画反映现实生活的。他的艺术风格与他的性格有关。性格决定命运,也决定艺术倾向。葛维墨先生的说法是:“他活跃、积极主动,爱热闹。”从而,他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里受到重视;也正是这种性格,不可避免地在后来的艺术与政治的旋涡中遭遇了命运的不公。那天他讲得很多,兴致勃勃,但我全然不知他生活中的不幸。我离开时,他送我到门前的平台上,强调着在屋里时说的话,我感觉到了他对我的期待。李先生是5月24日辞世的,6月初开了追悼会。在李先生女儿李之清的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她5月9日回新疆前与父亲告别时的心情:“走到燕东园的门口,我忍不住痛哭起来。门房的大妈安慰我:你别太难过,你爸爸会好起来的。”我印象中东大地的边界也就是燕东园的大门。我特别能理解李之清为什么会在这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个大门只是两个厚重的石柱子,并没有实际的门,可实实在在是一个界线。你跨向界线的那一边是自己走出去的。门房是在高起来的矮墙上,像是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一条向下的坡路,从院内直通入外面杂乱的居民区。这个没有门的自由出入的关口,在经过时总给人一种莫名的伤感。我最后一次去李先生家,敲不开门扫兴而归。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这个大门时,一路上也是深深的失落感,也许是由于我对这次约会的重视和期待,以及精心的准备导致的。就像那种精心准备了礼物,却在关键时刻还是没有拿出来,那种事过之后的失落。现在说起来显得有点太严重了,但那时就是这样的。我在读到李之清描述燕东园大门时,真有一种记忆“重叠”之感。这种感觉在心理医学中叫“déjà-vu”,翻译成“既视感”,表示人生理中的一种现象,即眼前发生的情景,甚至细节与曾经经历的某一时刻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我与李之清失落的理由不同,但对情景的还原是共用一张底片的。关于李先生的辞世,在写这篇文字时,才知道他是有一份遗嘱的。侯一民先生的回忆与我当时从北大赵宝煦先生那里了解的情况是大致相同的:大意是“四人帮”倒台了,他看到大家热火朝天地又开始工作,但自己不能工作了,对他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与其这样痛苦,不如结束生命。葛维墨先生的回忆,李先生的死主要是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点了江丰的名有关。由国画的讨论,最后弄成了“江丰反党集团”李先生替江丰说话就成了右派。我还记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在延庆那个小县城的庆祝场面。值得庆祝是由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即使是注释里的几个字,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都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我那时构思过一张创作草图。叫《心里明》:炕上,一盏小油灯,一个知青手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昂首冥想。我在构思时还没读过第五卷,但“符号式”的惯性,已经成为我们思维总体上的指路明灯。事实上,我和大部分人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只有少数“心里明”的人,而正是由于这“明”,生活的轨迹却是不幸的。历史是实实在在发生着,但对曾身在其中的个体却是谜团。时间越远,个体与社会整体变动的端倪显露,人们才慢慢看清自己当时在哪,而生理部分的记忆却变得越加模糊,以至实在是找不到任何辨识的依据。有时只能是在一个被指认的相对的关系依托之中比照、辨别。人们在填充着历史的同时又被后来的各种目的与利益左右。任何形式的回顾与纪念,在为历史补充了新的内容的同时,为将来的透明度添加了清洁剂的同时,又难免将历史带入新一层的谜团之中。敲不开门与那幅开门即堵在眼前的大画,长时间来一直给我不断的想象。创作这幅画是1951年,正是李先生最有精力和最辉煌的时期,但生命的河流却把生命之舟不可控地推往另一方向。人的生命轨迹过了就过了,是没有“再重新来”的机会的。对钟爱的事业,即使失去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还是要把已经有的弄得更完美,好让自己觉得遗憾少些——这块颜色提亮一点,那个手势抬高一些,只要自己身体还能动作,就能控制的;哪怕付出别人无法想象的力气,哪怕只是比过去好了一点点,也是要去做的。这是我从李宗津先生这张大画的事情上看到的。我没有考证这张大画改好后,离开这栋小楼被挂回到高大辉煌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大厅墙上,是在李先生辞世之前还是之后……小屋里,那张大画的下面就是他的单人床,我想那张床应该是和我家里一样的,带着“北大公物”标签的。这里,我想借助下面这段文字,回顾画面:在紫红色画面上,突出了泸定桥上滚滚浓烟的险恶环境,红军战士们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在已被敌人抽掉桥板的铁索桥上攀着铁链勇夺胜利。(摘自于《宁夏集邮论坛》,这幅画在1953年就被制作成邮票。)李先生躺在这战火纷飞的、激烈的战斗场面的下面,一次次地醒来试图对“画面”有所改变。在完成一天应该做的工作之后,又躺下。直到有一天他感到,我的理想的画面可以永远被定格在这个完美的关系之中了,不需要再醒来去改动什么了。画面的遗憾已减到最小,可以放手了……                                                                                                                                                                                   2011年7月                                                                           (徐冰: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Page$后记王璜生在组织策划“凝固的激情:李宗津艺术回顾展”过程中,我们接触了李宗津先生的大量作品和资料,也包括采访当年与李宗津先生同事及同学过的先生们,还有他儿女们的回忆等,一位可敬可亲可感的李宗津先生,及一段可痛可泣可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浮现在眼前,并强烈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从李宗津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执着、真诚、活跃、谦虚、本分、天真、坦荡、泰然、体恤、理性、充满责任感等等的特质及品格,而正是这样的特质和品格,使得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与人斗的社会现实中,茫然无措而天真地想守护住心中的一点尊严,艰难而坚定地迈向自己的生命归宿!李宗津先生1916年出生于书香门第,1934年就读于苏州美专,师从颜文樑、李毅士、吕斯百、戴秉心等学油画,1946年与时任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相识,被聘为北平艺专讲师;1947年北平学潮风起云涌,与吴作人、董希文、艾中信、宗其香等人因不同意开除学生而受到解聘的威胁,愤而去职,转执教于清华大学营造系,任讲师、教授;1950年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1951年创作《强夺泸定桥》,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作品;1952年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先后受到徐悲鸿、江丰等的高度重视,一时为美术界的风云人物;1957年被划入所谓的“江丰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分子”,同时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1961年“右派”摘帽,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1966年“文革”开始,受到冲击与迫害,被迫再次放下画笔。1974年检查确认患直肠癌,而同时被认为是“黑线回潮”的典型,在他住院进行癌症手术期间,学校开了他的“黑画”展览。1976年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中,还坚持修改《强夺泸定桥》;1977年5月,在留下感人的遗言后毅然离去,终年61岁。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写起来可能只是如此的简约,如此的概括。而在这样的简约概括的文字中却饱含着这位艺术家、这位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生命内容,而由这样的文字构成的起承转合的过程,延展着他起伏多难的生命历程。李宗津先生在激情、责任、人格、专业精神等与人际、社会、病魔、命运的不平衡的对抗中贡献了他的才智,完善着他的品格,实践了他的不平凡的人生。李宗津先生的艺术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平民食堂》,不仅体现了那一历史时期对平民生活的人文关注特点,而且是那个年代非常难得的“创作性”美术作品,代表着油画创作的一定高度;而新中国时期创作的《强夺泸定桥》、《东方红》、《鞍钢的黎明》、《夜谈》等,更体现了那个时代美术创作的特征,尤其是围绕着这样的创作及特定的历史,李宗津创作了大量的毛泽东形象的作品,这对研究这一时期美术图像的特点、创作思维的过程,以及艺术家的文化心理等,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勤奋而坚韧的李宗津在日常生活中画下了大量的写生速写作品,有《北海风情》、《小城门》等造型坚实、色彩灵动的风景画,也有平时生活中的所见所感而信笔而成的作品,特别是画下了身边众多的亲朋好友,既体现了他对生活及亲情的丰富感情,也记录了很多影响着这一时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常态形象,包括微妙的眼神、心理、情态等。这,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富于意味和研究价值的李宗津,他跨越了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是这段美院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穿越旧社会和新中国时期,他的激情、才华、辉煌、无奈和受难,都跟这样的历史现实和命运休戚相关;他丰富的作品及作品背后隐含的内容是这个历史阶段美术史、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和挖掘的对象。基于此,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的组织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等工作,引发学术界及社会对这位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艺术家的关注,并表达我们对李宗津先生及这一代不寻常遭遇的知识分子的敬意! 2011年7月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  $Page$ 自 画 像 SELF-PORTRAITS 自画像是李宗津油画艺术中相当有分量的部分,联系到他坎坷的人生与不屈的精神,自画像就更像是一种自我证明,尤其是“文革”期间那张给他带来麻烦的自画像。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已经无法理解这样一张表情不无严肃的画像,居然会让人联想到“反动”。 创 作 CREATION 新中国成立后的李宗津在油画创作方面是有雄心的,也有信心,概括起来可能就是这么几条:复杂组合起来的群体、典型的历史情节与细节,加上准确的外光效果,从而让历史创作成为新时代的象征。他的《强夺泸定桥》是最初的尝试。其实,这一尝试解放前李宗津就开始了,比如画于1947年的《平民食堂》就是一个例子,群体、外光所塑造的现场气氛,达到了那个年代同类描绘的高峰。 领 袖 LEADERS 李宗津一生中花了许多时间描绘领袖像,其中多从照片中寻找素材。但仔细端详他的这些作品,觉得还是粗略可以做一个区分:1957年以前,他以感激心情创作领袖肖像;1957年以后,他不幸成了右派,成了“江丰反党集团”中的“黑干将”之一(另一个是美术史家王逊),但他还是在持续地创作领袖肖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这个历史阶段可能是有典型意义的。当我们看着李宗津笔下的领袖像,他画得越认真,技巧越好,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就更加强烈,尽管这一份悲哀必须在画外才能体会。 家 人 FAMILY 李宗津画家人自有一份亲切与和蔼,对他多难的一生来说,画家人像是一种休息,一种放松,甚至不无放任。可以说,在李宗津存世不多的作品中,他画家人这一部分是最放松也最能见其真性情的。 友 人 FRIENDS 李宗津的友人素描与肖像写生来得颇为自然,尤其是他遭难以后,创作的权力被剥夺,大部分时间只能以画朋友来度过。不过,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不带有过多的目的,反而画得自然潇洒,同时体现李宗津在写实方面的卓越才能,更看到了他在患难之中与周围朋友工友之间的一种平实感情。 肖 像 PORTRAITS 李宗津具有很好的画肖像的才能,早年所画《东方红》已经证明他可以用肖像方式来从事主题画创作,可惜后来他无法继续从事这一方面的创作了。从目前所留下来的素描与油画肖像看,李宗津很有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优秀的肖像画家之一。 景物 SCENERY风景未必是李宗津的主项,而他对色彩的理解,对景、象、物的表达,尤其是对外光效果的把握,在为数不少的风景中体现了他独特的才能和性情。  $Page$ 爸爸的最后三年   李之林 本来这篇短文的题目为《爸爸的晚年》,可是翻开词典,却发现不对了:词典“晚年”条:指人年老的时候。现在要说谁“年老”,不是“耄耋”,也是“古稀”,而这篇短文所写的时期,却是爸爸57岁到60岁这三年,故改“晚年”为“最后三年”。 1972年年底,爸爸从河北干校调到位于北京北郊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教绘画。在校一年多,一直住在学校宿舍里,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到北大燕东园的家中,直到1974年早春查出患直肠癌。那时距离他58岁的生日还差半年多一点。 1974年4月中旬,爸爸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动手术,切除了病灶和肛门,另在腹部造一人工瘘管,取代肛门排便,术后又做了几次化疗。此后一年多基本是在家养病,身体状况也还算不错。他还汲取过来人的经验,学会每天固定时间用自制的简易灌肠器灌肠排便,这样就不用总是身系那个十分麻烦的大便袋,行动也方便许多。 1975年秋天,爸爸术后的伤口处发生溃疡,并形成一个经久不愈的窦道,需每天换药,还会时时疼痛。1977年年初,爸爸在自己的肝部摸到一个肿块,住进北京人民医院,经诊断为癌转移。医生本来计划手术切除一半肝叶,但打开胸腔后发现,另一半肝叶上也有癌细胞扩散。只好简单缝合伤口后用药物治疗,而所有这些情况爸爸自己都是十分清楚的。 从北京人民医院出来,爸爸住进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无法承受化疗,因此只能服用中药对抗来势汹汹的病魔。 一个多月后,爸爸出院回家,1977年5月24日,爸爸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60岁又7个月。看过上一段文字,人们或许认为爸爸最后三年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 其实并不尽然。癌症固然是可怕的,但给爸爸带来的却不都是痛苦。原因说来也很简单:1974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胶着期,政治斗争十分严酷,“苛政猛于虎”,爸爸恰恰是由于癌症而脱离了当时的政治体制,反而能够相对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尽管不时地受到病痛的侵袭。 记得我曾问过妈妈,当年为什么会嫁给同一所中学里教书的爸爸。妈妈说那时她看到一些同事(包括爸爸的四哥,即我的四伯父)经常拿爸爸开玩笑,而爸爸却从不生气,总是乐呵呵的,于是妈妈感到:这是个好人。我想这或许可以算作是爸爸一生为人的写照吧。 爸爸生性乐观开朗,即使身处逆境,也很难看到他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相反,他始终热爱生活,好美食、好美景,尤其好朋友。他的朋友多,面也广,从大师级人物如沈从文,到当初野外写生时认识的一位菜农,无不待为上宾。 最后那三年里,家中每每人来人往,爸爸喜欢“高谈阔论”(妈妈评语,贬义),虽然没有什么深刻高明的见解,然而他的热情却似乎总能感染每一位来访者。 谈到朋友,就不能不谈到江丰伯伯。20世纪50年代前期,爸爸初识江丰伯伯,便一见倾心,引为知己。此后同兴同废,同甘共苦,甚至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爸爸自己被关到牛棚里,失去人身自由,仍不忘“为江丰翻案”,真可谓“死心塌地”;也难怪爸爸离世时,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江丰伯伯,竟然泣不成声。在学校里,爸爸虽身为“摘帽右派”,“反动权威”,可多数同事仍然拿他当朋友看待(1997年5月24日,在爸爸去世20周年那天,他的同事还到家中来看望妈妈。其中六位老师占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老师的一半多)。而爸爸也不自外于人,凡同事、朋友有困难,他总是尽力相助。就在他因癌症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手术时,江青的走卒在学校里办了“李宗津黑画展”,把他那幅吸烟的自画像,说成是“目露凶光,仇恨文化大革命”,而好心的同事们硬是把这个消息压下来了,没有告诉病中的爸爸。那三年里,诸多来访者中,还有一些喜欢绘画的年轻人。爸爸不论其身份背景,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他总是认真地看他们带来的画,并耐心地指出画中的问题和不足,使那些年轻人都能有所收获而去。爸爸一生与画结缘,即使在身患癌症的最后岁月里,也不曾离开他那些心爱的画具。 1974年大病初愈,在燕东园住所的后院里,爸爸在同一位置画了两幅《庭院》(后称《燕东园风景》),一清晨,一傍晚,十分精彩。 1975年春,爸爸到南方探亲访友,住在上海姑姑家里,随身还带着一个小画箱。他专门去看了40多年前的老师、当年苏州美专校长颜文樑老先生,并为其画了一幅肖像。 在南方,爸爸不仅为一些亲朋好友画像,还拖着病体外出写生,十几幅《江南小风景》,就是那时成画的。 爸爸的强项是肖像,一生画肖像数以百计,其中的上品当数癌症术后所画的《江丰像》和《俞云阶像》。 爸爸还画过一系列《自画像》,最后的一幅完成于1973年,就是之后受到批判的、“目露凶光”的吸烟像,不知为什么,此后他再也没有画过自画像。 在最后那三年里,爸爸数次不无得意地对我讲,徐悲鸿曾称他是“中国第一肖像画家”。不过他对别人的长处却也是十分服气的。比如他就对我说过:论素描功夫,他是好的,但他不如董希文。记得有一次,之前完全陌生的军旅画家董辰生来访,爸爸是在看了他带来的厚厚一本人物速写后,就像好古董的人见到了极品,爱不释手,硬是要人家把本子留下一个月,以便他仔细琢磨、欣赏。当客人提及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报考北平艺专而未被录取时,爸爸不好意思地笑答:“我就是那有眼无珠的考官啊。” …… 最后,我想借姑父程应镠在爸爸离世后所作的两首挽诗代结此文。                                 挽 宗 津 诗                                  一                    送君客岁秋将尽,长去人间夏始来。                    剩有招魂赋楚些,不堪清泪望燕台。                    难收覆水伤肝肾,敢谓投珠是祸胎。                    遗作可能共晨曦,阴霾未去有余哀。                                 二                    忆昨挥毫妙如神,亦缘情重写形真。                    携来西子千山秀,占尽江南九十春。                    远意甚豪欣有托,旧诗重诵转沉吟。                    何年更得丹青手,画出风流此代人。 $Page$ 历尽坎坷见真情  —— 我的父亲和母亲 李之清1940年1月,父亲经我的大伯李宗恩(时任贵阳医学院院长,也是贵阳清华中学的董事)介绍,到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教书。这个学校是由我外公周诒春和一些清华大学毕业的抗日青年创办的。1942年9月,母亲也从敌占区辗转来到清华中学。据贵阳清华中学学生陈扬铨的回忆:“李宗津和周珊凤老师相识不久就堕入爱河,经常看见他俩在公园河边散步谈天。1943年我念高三时,他们在花溪边的‘小憩’举行了婚礼……” 我的父亲李宗津1916年10月24日出生在苏州。我爷爷做过清政府的知县、知府,民国初年做了一任山西财政厅厅长。在我父亲懂事时起,家庭的经济情况已不太好。在他11岁那年(1927)爷爷就病故了。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哥李宗恩把后母、四弟李宗瀛、五弟李宗津和小妹李宗蕖接到了北平。1927—1934年间,父亲在北平私立育英中学念书。毕业后出于对绘画的热爱,他违背兄长的意愿南下就读于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从此走上了从艺的道路。 我的母亲周珊凤1916年4月12日出生在上海。1935年读高二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校长Alice Moore推荐参加考试,竞争美国闻名的布林茅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为中国女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每隔四年一个),获得成功。1935年10月开始,她以May Chou的名字赴美国学习,成为该校首位东方女性学生,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 为日后亚洲女生进入这所洞天学府开创了先例。回国后,她先后在东吴大学和东吴附中教授英语。1942年她和弟弟,即我的四舅周耀康结伴,辗转到了大后方的贵阳。 我的小姑李宗蕖曾回忆说:“你父母交朋友的时候,周老伯(我外公)曾对你母亲说:你找一个搞艺术的,虚无缥缈的,小心以后吃不上饭。但在你母亲结婚时,周老伯还是为她举办了婚礼。当时婚礼的女傧相是我,男傧相是清华中学的老师梁庆煜。我的小哥李宗津为婚礼还专门做了一套灰色的再生布中山装。不过我的嫂子不喜欢应酬,她觉得这种仪式太没意思了。” 弟弟曾问过母亲,当年为什么会嫁给同一所中学里教书的父亲。母亲说,因为她觉得父亲是个好人。在花溪时,我外公有个朋友叫虞振镛,虞的大女儿和我的四伯父李宗瀛是一对恋人。所以我父亲有时也去虞家蹭饭。他一进门就会问,有没有我的饭?虞家几个比父亲还小的女孩子就会拿他开心:没你的饭,没你的饭。他也从来不会生气。父亲是一个乐观、单纯、热情、坦诚,对人从不设防的人。用我的姑姑的话说: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父亲1945年初至1946年到北平前,都是以卖画为生。母亲的老朋友胡世平先生告诉我,1946年,在北京美国学校校友聚会的时候,他听见我的父亲对别人说:“你们谁认识需要画像的有钱人,请介绍给我啊。”说明当时我父母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紧的。父母成长的家庭环境不同,从事的专业也完全不同,各干各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上的交流。父亲是画家,对音乐也很喜爱。他曾告诉过我,他的嗓子很好,可惜音准不好,否则他就会去学声乐。我喜欢听古典音乐也是受他的影响。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资料室的孙鹰老师曾对我说过,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入学时,父亲在给他们上的第一节课上,唱了一首《老人河》,让她至今不忘。可是,母亲并不懂画,也不喜欢听音乐。20世纪50年代家里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父亲和我常会听音乐,父亲笑着说,收音机对母亲的作用就是听天气预报。而母亲一生的事业就是做了一个非常优秀、深受学生喜爱和尊敬的英语老师。父亲很早就告诉过我,母亲是一个语音专家。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叙述:“……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学校请了周珊凤阿姨来给我们讲有关英文语音的要领。那是我在搬离中关园后首次与周珊凤阿姨重逢。十几年未见,周珊凤阿姨已是两鬓如霜,但仍旧优雅从容,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她的良好教养,大家风范。她主讲的那堂课给北外师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连在座的外籍教师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性格上看,父亲是个外向、热情、很感性的人。母亲则是外冷内热,十分理性。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爱国、敬业、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这和他们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父亲是由我的大伯李宗恩(1947—195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任华裔院长。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伦敦大学,热带病专家)供他上学的。大伯常教育父亲“人应当自立”、“应当努力工作”、“作一番事业”和“做事要负责”等。父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四哥李宗瀛(“一二·九”时参加了共产党,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让爸爸了解到共产党是能救国的。 我的外公周诒春对子女要求更为严格,要求他们凭自己的努力出国深造,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要爱国、敬业。 1914年10月30日,时任清华学堂校长的外公在美国演讲时说:“诸君毕业,可归即亟归,勿久留此。需知中国需才急也……”他又言留美归国学生之大病:“一曰自高身价,二曰不切实用(Fallshort of real practicality)。”外公认为:“择业不当贪货利 、骛虚名,当以天性之所近,国家所急需,造福于人类为准绳。”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后代。所以母亲虽从小生活环境优越,却一生俭朴。我外公曾给了她一些股票,她觉得那些钱不是自己的,为了纪念外公,1991年,她把那笔钱捐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周诒春青年教师奖”,后来又以薛兴怡(我的四舅妈)的名字再次捐款。 我的父母都很善良、乐于助人。1964年,母亲在门头沟斋堂乡参加“社教”时,房东是一个盲人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好像还有一个弟弟也是盲人。家庭经济条件很差,母亲常常从各方面接济她们,有的时候还请她们到北京家里来。记得当时我们住在北大燕东园的时候,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楼梯间,父亲住一间,母亲和我们挤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和那两个女孩打地铺,这种交往维持了很多年。1976年9月,我在新疆乌苏县古尔图牧场的同事铁力干(哈萨克族)被选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我的父母为他准备了一套行李。他到北京后,父母特意买了羊肉,请他在家吃饭,还让弟弟用自行车把行李送到了学校。父亲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也总是尽力相助。 正是因为父母的为人,所以,在他们去世后,很多人都记得他们,怀念他们。1997年父亲去世20周年的那一天,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六位同事专程来我们家看望我母亲。母亲去世后,她曾经教过的71届学生为她出了纪念册。上面写道:“周珊凤先生一向认真、敬业、和蔼,亲切,深受学生的爱戴。她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她纯正的英文,更有她本分做人处世、严谨治学和从简生活的高尚人品与为人原则。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用她生前生后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她的逝世在她教过的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学们纷纷写下了唁函,悼念周先生,但文字永远无法完全表达我们对周先生的崇敬之情。敬爱的周珊凤先生,您的魅力永存,我们永远怀念您!” 1957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从教授四级降为七级。我和弟弟也成了孩子们中的“另类”。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每月的工资比过去低了很多,以后我们都要注意节俭啊!”“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分子”,深受皮肉之苦。“文革”后期又成了“黑线回潮”的典型。但我觉得,正当他处于创作高峰,艺术生命力旺盛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剥夺了他创作的权力;又因为病魔来袭,过早地离开了他最钟爱的绘画事业,是最让父亲心痛的事情。所以他在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遭受不公正待遇后,仍然积极从事教学,从事创作。后来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他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白天上课,晚上制作教学挂图,以极其负责的精神,教育那些从未受过绘画训练、被派到文艺界“掺沙子”的解放军战士。1962年,他还为北京电影学院编写了四万多字的教学讲义。即使是在身患癌症后,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1975年,他曾给我来信说,他想到新疆来看我。但后来术后的伤口处发生溃疡,并形成一个经久不愈的窦道,需每天换药,还会时时疼痛,不能来新疆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在坚持重新画《强夺泸定桥》。因为画特别大,我们的家又小,画挂在家里的一面墙上,他站在梯子上作画,我的弟妹就在下面帮他洗笔。因此,不能继续工作,是他最痛苦的事。爸爸临终时留下遗言:“‘四人帮’揪出后,引起很大的兴奋,兴奋化为全国跃进的力量,但我在兴奋后,只能空谈,不能工作,不能作出任何贡献,对我性格来讲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他发自内心,对自己再不能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绘画事业深深的遗憾。 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曾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周珊凤阿姨的夫婿为著名油画家、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先生。李先生1957年不幸被扣上右派棘冠,打入另册。对于这对满腔热血的爱国伉俪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李先生的艺术天赋自此被埋没,后来过早辞世。然而周珊凤阿姨并未因命运不公而怨天尤人,仍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执教,用自己的才华为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外语人才。” 在生活中,母亲是个心细、整洁、低调、做事有条理的人。父亲就比较邋遢、随意。母亲常会唠叨父亲:比如抽烟、烟灰乱撒到地上,不拘小节,喜欢高谈阔论……1976年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我的女儿4岁,童言无忌说:“姥姥老是说姥爷,可是姥姥总是不停地干活。” 在共同生活的34年中,父亲凡事都让着母亲。父亲的脾气好,因为他常常不在家,他理解母亲为这个家的付出。1952 年,父亲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央美院上班。而我们家住在西郊,他只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周回家一次。有时出去采风,比如去广西桂平的金田起义遗址,去四川泸定桥少数民族地区……就会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在家。弟弟生于1950年,1952年之后,他得过两次肺炎,还得了支气管哮喘,犯病的时候,晚上只能坐在床上,一年有半年都不能上学。母亲除了教书外,照顾弟弟也是非常辛苦的。1957年“反右”之后,父亲又去双桥农场劳动改造,两周才能回一次家。母亲照料我们的担子就很重了。1964年,母亲去北京门头沟斋堂劳动,父亲去山西阳高县参加“四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成了“黑帮分子”,挨批斗,甚至下跪。1972年,父亲的工作单位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在北京昌平县朱辛庄,还是一周才能回一次家。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母亲还常对我说:“你爸爸什么活都会干,可惜就是常不在家。”父亲确实特别能干,他有一手好厨艺。记得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时,他已经做过手术,还下厨煮红豆,自己做豆沙,用豆沙做八宝饭,因为这是我和妈妈都爱吃的。他看到母亲用大拖把拖地很吃力,还特地为她扎了一个小拖把。 父亲很爱我的母亲。20世纪50年代,他每周离开北京大学的家去中央美术学院上班前,都会去亲亲母亲的脸。可能是当着我们的面不好意思吧,母亲总是面无表情。母亲生于书香世家,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她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教养和为人善良、谦和的品质,加上天生容貌秀丽、身材姣好,使她的气质更加超凡脱俗。母亲的这种气质一直是父亲引以自豪的。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天,我们全家去位于五道口的一家西餐厅吃饭。不一会儿,有一对夫妇也进了这家餐厅。男士过来和我的父亲打招呼,他是我父亲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同事。他对我父亲说:“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位女士步态优雅,着装得体,我和我爱人就跟着进来了,没想到那是您的夫人。”在我母亲80多岁的时候,她穿着多年不穿的旗袍照了几张相。我的女儿去取照片时,照相馆的人问我女儿照片上的是什么人,并对我的女儿说:“这个老太太可不得了,气质那么好,一看就不是一般人。”我童年时的朋友曾回忆:“记得1957年之前,你妈妈要陪你爸爸到机场接外国艺术家,她在家里试旗袍,问咱们哪件好,记得是一件浅灰色很朴素的旗袍。”我母亲穿旗袍时的姿态是特别漂亮、优雅的。 母亲对父亲的情感则不如父亲那么外露,她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人。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人民日报》刊登了点名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和弟弟分别是13岁、7岁。当时不少右派分子的配偶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和丈夫离婚,而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动摇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又遭批斗。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母亲总是以非常镇定的态度来对待家庭的变故,用她坚定的理性努力维护着家庭的完整,让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在北大燕东园居住的时候,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把抄的东西放在一个箱子里带走了,这个箱子里装着家里准备给我带到新疆的500元钱,父亲就追出去了。红卫兵把他围在中间打了他。父亲回家后特别生气和难过,母亲却安慰他要面对现实。1974年,父亲被查出患直肠癌并做了大手术,1977年年初又确定癌症转移到肝脏,还要做一次手术。那年年初,我带着女儿从新疆坐火车返北京探亲,因火车晚点,到北京已是深夜。公共汽车早没有了,当时还没有出租车,之前来接我的弟弟只好先回家了。我下车后一看没人来接我,特别紧张,生怕是父亲出了什么事情。凌晨刚有了第一班公共汽车,我就带着女儿直接去了北京人民医院。父亲的精神状态挺好,他看见我特别高兴。但他告诉我,大夫原来是准备切除他有癌肿的左肝,肝脏手术本来就是一个大手术,而打开腹腔后发现右肝上也有一个黄豆大的癌块,所以再做手术就没什么意义了,大夫直接在肝脏上打了一支抗癌药就缝合了。因为当时手术用的是局部硬膜外麻醉,大夫说的话父亲都听见了。从手术室出来后,父亲就对母亲说:“我完了。”当时母亲并没有哭哭啼啼,反而劝父亲,让他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父亲还对我说过:“你妈妈是一个大事特别清楚、冷静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工宣队让大家相互揭发,满座鸦雀无声。突然你妈妈一个人站起来只身退场。她本来是一个谦和、言语不多的人,她的这种行动让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 “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了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就把我的一架手风琴和一块手表交给电影学院红卫兵组织“井冈山”,还写了一份“揭发”我父亲的材料,提到他在1960年困难时期,曾在“违法”市场买了一只高价羊,在家请中央美院的右派分子江丰、王逊、洪波、冯法祀、王曼硕等人吃饭的事。而父亲当时已被迫在学院里扫厕所,恰好在纸篓里看见了这份材料。父亲一直比较疼爱我,对此事他一点不计较,回家后还笑着问我是怎么回事。当时母亲说:“你爸爸真可怜,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一样。”至今一回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无地自容。 最让我难忘的是,197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回北京探亲。__当时直肠癌术后的窦道疤痕疼折磨着父亲。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三个愿望:一个是想见到外孙和外孙女,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愿望是尽早把第二稿《强夺泸定桥》画完;第三个愿望是能和母亲朝夕相处。1976年地震之后,我们一直住在院子里,父母就让我们快点回新疆,因为在住所外面的露台居住,严重地影响了父亲的休息,所以母亲和弟弟让他去上海姑姑家休养。父亲不愿意去,他对弟弟说:“你很负责任,但是你不了解我的感情。”他是不放心母亲。 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在她每隔几天的来信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母亲对父亲深沉的爱。她在信里写道:“……几十年来,由于下乡、出差、工作地点远,我和你爸爸常常不在一起生活。但每星期、或隔几个月、最长一年多,他就回家了。我还很难相信这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没有一天不怀念他。过去什么事都和他商量,现在我再也得不到他的关心和帮助了。”我的表弟对我说过,有一次他陪我母亲去八宝山看我父亲的骨灰,当时母亲一定要打开骨灰盒,而且哭得特别伤心。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看到骨灰盒,我有说不出的难过,直到现在我还难以相信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每当我去学校看到下垂的柳树枝时,就想到他不再需要我给他剪柳树枝了(为了利尿)。这几天特别热,我都热得难受,我又想,幸亏你爸爸不在了,也可少受好多痛苦。”在我的记忆中,我只看见母亲哭过一次,就是她在看到我外公去世消息的那封信时。我现在才理解,虽然弟弟和弟媳对母亲很孝顺,但在我父亲去世后29年漫长的岁月中,她一个人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那样孤单,对她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前些年,我曾去美术馆看了吴作人先生的画展,回家后和母亲谈到我的感受。她说:“北京解放前,我们家住在东单洋溢胡同,吴伯伯是我们家的邻居。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他就在我们家包饭。”母亲感慨地说:“你爸爸的命太不好了,从1957年‘反右’以后就失去了创作的权力。1977年去世的时候,右派分子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改正。‘文化大革命’中又受了那么多罪。总算是粉碎了‘四人帮’,正是可以好好画画的时候,他又得了这个病,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家里住上了三居室的房子,不用像过去在燕东园那样,三家合住在一楼,上厕所还要排队。”但母亲又说:“可是如果你爸爸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他会特别失望的。” 在陪伴了父亲3个月后,1977年5月9日,我又返回了新疆。5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后的第15天,父亲去世了。当时我正在山上的剪毛站工作,等我下山看到母亲5月25日的来信时,父亲已走了近2 0天。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去世后,北京电影学院、北大西语系和弟弟工作的电器厂的组织和同事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家。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爸爸的骄傲,你要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安心工作。”6月2日的信中又告诉我有哪些亲戚、朋友来了电话,以及父亲追悼会那天的情况。 1977年6月24日母亲给我的信上写道:“爸爸非常希望我给你写信。一次他叫我给你写信,我说早已写了,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他又叫我写,我实在太忙,写了一行半就放下了。你的悲痛我是可以想象的,今后我虽然代替不了爸爸,但我一定努力多关心你。”至今我仍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5月9日,我要返回新疆的那一天。父亲、母亲和姑姑送我们出了家门,父亲一直送我到燕东园院子边的台阶前,我下了台阶回头看他,他在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他对我说:“你放心走吧,下次你回北京的时我还会活着。”走到燕东园的门口,我忍不住痛哭起来。门房的大妈安慰我:“你别太难过,你爸爸会好起来的。”没想到这次分别,竟然就是我和父亲的诀别。 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在八宝山存放了一段时间后,就带回家里。随着我们家从燕东园迁到了中关园公寓,一直陪伴我们29年。母亲生前多次表示,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1999年,在骨折治疗后刚可以拄着手杖行走时,她就让我陪她一起去海淀公证处做遗体捐献的公证。当时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不太理解这一行动。态度生硬,按程序地问了几个问题。最后还问母亲:“你为什么要捐献遗体?”她简短地回答:“为人民服务。”母亲对我说,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多为他人着想。人死了要火化,要让大家来遗体告别,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还要去麻烦领导和同事。捐献了遗体可以为医学做贡献。她还说,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死后的待遇再高,人们也不一定会记住他。相反,想记住你的人是一定不会忘记你的。2006年2月10日19点15分,母亲因病在北医三院住院32小时后永远离开了我们。根据她的遗愿做了遗体捐献。 2006年4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在通县长青园为遗体捐献者建立了墓碑“生命”,遗体捐献人的名字按年份刻在大理石上,环绕着“生命”。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全家人在离“生命”墓碑不远的地方,把在家中存放多年的父亲的骨灰和母亲的遗物(一把梳子、一条纱巾和一个发卡)合葬在了一起,每年的清明我们都会去扫墓,去看望我们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衷心地祝愿父亲、母亲在天堂安宁幸福。 $Page$   窒息的热情 ——以20世纪50年代为线索的李宗津的前半生与后半生之艺术实践 杨小彦                                                        一 李宗津,1916年出生在江苏苏州,1948年在清华大学营造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徐悲鸿调他到中央美术学油画系。1951年创作历史画《强夺泸定桥》,奠定其在新中国油画界的地位,与创作《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几乎齐名。1957年因“江丰事件”落难,作为“江丰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一被为右派。1961年恢复工作,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1974年患癌症,努力治疗,顽强生存。1977年自觉恢复无望,遂自杀,终年61岁。李宗津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祖年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曾任汾州知府,民国后出任山西省财政厅厅长。长兄李宗恩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在伦敦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读书,获科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是这家由外国人创办的医学院的第一位华人院长。解放后他继续担任这家医学院的院长,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才离开,1962年在云南昆明去世。二哥李宗瀛一生从事文字工作,解放前到了香港,担任香港《大公报》的英文编辑。胞妹李宗蕖嫁给了著名历史学家程应镠,解放后同在上海师大教书,1957年同时被划为右派。 李宗津一家兄妹四人,除在香港工作的李宗瀛外,兄弟两人,胞妹与其夫,均在1957年那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划为右派。此事不得不令后人为之唏嘘扼腕。 1943年李宗津与出身名门的周珊凤结婚。周珊凤父亲周诒春是清华大学第二任校长,著名的教育家。1935年周珊凤因成绩优异获得美国费城女子大学奖学金赴美留学,1939年学成归国,历任东吴大学、东吴附中、清华中学英语老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直到退休。周珊凤在英语语音学方面有极深造诣,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青年时代的李宗津深受他大哥影响,一直以其为榜样而求学上进。因为父亲通书画,也有这个雅好,所以李宗津小时候就对绘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以此为终生职业。影响李宗津的还有他的七叔李毅士。李毅士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油画,回国后颇有建树,是与徐悲鸿同代的著名油画家。李宗津的中小学学业是在上海和北平完成的,1934年就读于江苏苏州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追随著名油画家颜文樑学习色彩与素描。就色彩而言,颜文樑是中国早期油画领域中,比较彻底参透了西方印象派外光理论的艺术家,他画了大量的外光风景,其色调以符合自然光线条件而又具有良好审美情操的风格而著称,至今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从李宗津后来的油画看,尤其他对色调的恰当处理,可以显见颜文樑油画传统的影响。 1946年李宗津与徐悲鸿不期而遇,油画作品受到徐的高度赞赏,力邀他北上,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于是李宗津就偕夫人来到北平。从那时开始,李宗津就定居在这座著名的京城,一生的荣辱悲哀都与这里紧密相连。1948年李宗津因为思想“左”倾,参与学潮,受到学校当局的威胁,愤而辞职,到清华大学营造系工作。解放前夕还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动员他大哥李宗恩留下,保护北京协和医学院,以迎接解放。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于此并更名为北京。刚解放时,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李宗津参加了由梁思成领头的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他以一幅反映红军长征的油画《强夺泸定桥》蜚声画坛,不仅受到徐悲鸿的激赏,还得到了当时中国美术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的江丰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并由此而与江丰结下了终生不改的深厚情谊。1952年院系调整,李宗津调入中央美院,任油画系教授。 其时李宗津可谓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就家庭而言,有年轻、文雅而美丽的夫人在侧,还育有一子一女。用李宗津的朋友葛维墨的话来说,当时的李宗津可谓是“金童玉女”,这“金童玉女”既指膝下一子一女,也指风华正茂的画家与其夫人。就事业而言,李宗津先是画了《强夺泸定桥》而受到肯定,1954年又画了以毛泽东为题材的《东方红》而引起关注,尽管当时有人批评李的这幅领袖画像有抄袭苏联同类作品的嫌疑,但仍然不损其名声的上扬。今天看来,就领袖画像的潮流来说,李宗津的《东方红》算是这一类创作的一个先声。此后,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提高,就几乎成为所有人物画家都必须精心描绘的第一对象,包括后来不幸成为右派的李宗津。 1957年是李宗津一生的重大转折,是他从云端猛然跌落到地狱的关键节点,是从春风得意而突然秋风扫地的可怕开端。翻阅那一年的《美术》杂志,今天的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当年的严酷乃至荒唐。1957年5月号的《美术》刊登了当时美协组织在京部分画家、理论家对美协领导提意见的座谈会,刊登出来的座谈纪要,直接点了当时美协领导江丰、蔡若虹和华君武诸人“不团结”的事实,他们互不买账,指挥不灵,搞小圈子。审阅这篇记者写的纪要,批评蔡和华的颇多,批评江丰的有限,显然更多为江丰鸣不平。李宗津在座谈会上指名批评一个叫钟灵的人,指责他不负责任地说江丰“反党”,其理由毫无逻辑。事实上,仅仅在一个月前,也就是5月,江丰曾经组织了中央美院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到文化部开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画评功摆好。之所以有这一次会议,和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毛泽东视察杭州时,听了一些从事国画花鸟和山水的老画家对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也就是后来的浙江美院和今天的中国美院)院长莫朴与中国美协党组书记江丰的抱怨,抱怨内容是,在莫朴和江丰看来,传统花鸟和山水并不能适应新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需要,他们的极端诉求甚至包括从名义上取消“国画”这一称谓,而用“彩墨画”取而代之。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脱口而出说,棋琴书画,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难道让资产阶级去占领吗?此语一出,颇让在北京的江丰不服,但又因为来自最高领袖,无从辩驳,也不敢辩驳,直到1957年提倡“百家争鸣”,才找到机会去解释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推进的“革命路线”,也就是提倡人物画创作,抑制甚至反对传统花鸟和山水。 1957年6月号的《美术》体现了毛所开始的反右斗争,刊登了包括江丰在内的反击右派


展览名称:凝固的激情·李宗津艺术回顾展
主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
承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协办单位:广州华艺廊
学术指导:徐  冰
策 展 人:杨小彦 王璜生
展览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B展厅
展览时间:2011年8月19日至9月8日
开 幕 式:2011年8月19日 上午10:30



序言


画面的遗憾已减到最小,可以放手了

徐 冰

回国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参与过不少画展的筹办。现在要为李宗津先生做展览,这对我是有些特别的。这层特别的内容,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谈70年代的散文中记述过:
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什么关系,我很晚才由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东园厚墙深窗的老楼里,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看我能看进去,又把两张大些的画拿出来,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有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
每次回京,我都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去,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强夺泸定桥》。他对我画的肖像画给予鼓励,让我多画些。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我刚画过他,村里人说他是被“画”走的。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被我画遍了,我后来就画了一批风景。
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美术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后来松动些,可以画画了,他却又得了癌症。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 湿漉漉的石阶,可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
这段故事记述了我当时向他学画的情况。为了写现在这篇东西,我搜索和询问了一些人。我感觉,我那时被介绍认识了李先生,却并不真的“认识”他 —— 他的背景,他曾经做过什么,他与中国那段艺术史是怎样的关系……历史总是这样,在平淡的事情和奇异的发生的内部,一定隐藏着不被人觉察的内在逻辑,左右着事情“必然如此”的结局。而社会与个人的记忆具有筛选性,为了讲述的方便或别人的回忆对自己记忆的修正、甚至梦境的似是而非与夜间冥想碎片的叠加、娱乐与幻觉技术制造的内容,有时会混同在一起。而所有的“存在”都要由“意识到”来确认,而意识的不“无边无际”也会与真实发生过的混淆,这真是没有办法。这些,让真实发生过的在改变“版本”的同时又被“认定”化。最后剩下的是如同四字成语化的、便于文字或语言表述的内容。
我不是那种善于记住具体过程的人,却对发生过的“一种感觉”能经久不忘。
李先生住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北大人惯称“东大地”。东大地属北大最好看的一块住宅区,一座座欧式的老楼,有大片的草地、树墙、紫藤花和高大的柳树或梧桐。据说曾经在这里住的都是名教授:梁漱溟、张东荪、许地山、朱光潜、翦伯赞、爱德加·斯诺这类人物。当时哪里知道这些人的分量,我知道的都是哪家阿姨送孩子去医院了这等生活琐事。我家不住东大地,但我却有很多的时间在东大地,因为我就读的小学在东大地。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家与东大地的杨晦教授家同用一个阿姨。杨伯母人很好,有时我放学就直接去杨家。
杨家就在李先生家边上,但我从来不知道,在那栋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我仰慕的“专业画家”,我只是没有缘分知道和破门而入。这种仰慕不是对李先生,而是对泛指的专业画家。
我成长的过程好像只对画画有兴趣,北大那边有各种优秀人物,就是没有画家。我那时只要是在街上看到背着画夹子的人就激动,更崇拜背着画箱的人。有时会跟在他们后面走一段,期待着他们随时打开画箱就地画起来。我后来也从使用画夹子升为画箱,却还是对这种人崇拜难移—— 我是业余的,人家有可能是专业的。
“文革”中北大大部分人都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我母亲和留下的其他系的几位老师被调到房管科工作。新同事中有一位西语系的孙凤城教授,她听说我爱画画又没人教,就说:“没问题!我认识一位有名的画家,很有名的,让他给徐冰看画。”那时我已经去插队了,不常回城,我妈特意托人转告我:“下次回来把画带来,给你找了一位老师。”真有点北京喜讯传山寨的感觉。我精选了我的画,带回城,被孙老师带去见这位很有名的画家。进了东大地,简直就是走在往杨晦家的路上,进了一栋和杨晦家一样的小楼。楼道里很暗,我喜欢这种暗,就像进了教堂,是油画里的光线,多有气氛。但在实际生活中,这栋小楼住了四家人,共用卫生间和厨房。
一个与孙老师感觉很像的女人来开门,后来知道是李老师的夫人周珊凤。她们寒暄,我在边上看着。见到李老师,他们又寒暄,问东问西的,我在边上坐着。孙老师说:“我去和另一个‘凤’聊聊(孙老师与李先生夫人名字都带‘凤’)。你自己可以回去吗?”我说可以,她就走了。
李先生先给我看画,他说的具体内容现在记不清了,大概是注意透视关系和鼓励的话。再看他的画,能记起的感受就是上面描述的,当时就是觉得好。后来从美院一些老师那里才知道,李宗津很有才,徐悲鸿很看重他,说他是“中国肖像画家第一人”。还说,徐悲鸿第一次看到李先生的画很惊讶,问李先生是从哪里学回来的。李先生说:“我就是在苏州美专学的。“据说在徐悲鸿的办公室里,唯一挂着的一幅画就是李先生的。徐先生后来把李先生聘到北平艺专,李先生由于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被国民党点名要求艺专解聘其教职。在国民党的解密文件中有:“请其速为解聘奸匪李宗津、冯德祀、齐振杞、沈士庄等四员”,并有“徐悲鸿以该四员皆其学生,故向李主任宗仁求情,愿以家身担保,使得释放。”李宗津先生后来在城里呆不了,就去了清华。
1953年李先生由清华大学被调到中央美院。按吴冠中先生的说法是:“美术学院要调清华的李宗津,我是作为交换条件去替代李宗津的。”从表面看,吴冠中先生与李宗津先生艺术探索的方向不同,但在那个时期甚至任何时代,艺术家的命运或受重视的程度,基本是被时代及当时的艺术政策的需要摆布的。
其实,当时我只知道这位老师是专业画家,他是谁、多有名对我都不重要,我只是全神贯注在他的画面上。出了李先生家的门,我松了一口气,又有一种兴奋 —— 我看到了真正的好画,是外面看不到的。
第二次去李先生家,又隔了至少半年,因为我不可能常回城。 那天还没进他的房间,就被那张《强夺泸定桥》的巨大画作堵在了门外。我愣住了,李先生也在门外,打量着这张画。这个情景让我记忆深刻。
我在农村画了很多画等着给他看,他看我画了一大堆素描头像,就不再继续鼓励了,却拿出一摞速写给我看,说是部队的画家画的,我想应该是董辰生或陈玉先的。我记得他说是他借来临摹的。他一边翻看一边赞赏,说:“你应该多画生活速写,捕捉生动的东西,画农民的生活,不能光画头像。”现在我才了解这番话的内容;生动场面、多人物,是他艺术的长处。他曾画过大量的平民生活写生,创作了《平民食堂》。建国初期提倡人物画、反映生活,李先生尽情发挥着自己的才能,是第一批用多人物的情节性绘画反映现实生活的。他的艺术风格与他的性格有关。性格决定命运,也决定艺术倾向。葛维墨先生的说法是:“他活跃、积极主动,爱热闹。”从而,他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里受到重视;也正是这种性格,不可避免地在后来的艺术与政治的旋涡中遭遇了命运的不公。
那天他讲得很多,兴致勃勃,但我全然不知他生活中的不幸。我离开时,他送我到门前的平台上,强调着在屋里时说的话,我感觉到了他对我的期待。
李先生是5月24日辞世的,6月初开了追悼会。在李先生女儿李之清的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她5月9日回新疆前与父亲告别时的心情:“走到燕东园的门口,我忍不住痛哭起来。门房的大妈安慰我:你别太难过,你爸爸会好起来的。”
我印象中东大地的边界也就是燕东园的大门。我特别能理解李之清为什么会在这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个大门只是两个厚重的石柱子,并没有实际的门,可实实在在是一个界线。你跨向界线的那一边是自己走出去的。门房是在高起来的矮墙上,像是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一条向下的坡路,从院内直通入外面杂乱的居民区。这个没有门的自由出入的关口,在经过时总给人一种莫名的伤感。
我最后一次去李先生家,敲不开门扫兴而归。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这个大门时,一路上也是深深的失落感,也许是由于我对这次约会的重视和期待,以及精心的准备导致的。就像那种精心准备了礼物,却在关键时刻还是没有拿出来,那种事过之后的失落。现在说起来显得有点太严重了,但那时就是这样的。我在读到李之清描述燕东园大门时,真有一种记忆“重叠”之感。这种感觉在心理医学中叫“déjà-vu”,翻译成“既视感”,表示人生理中的一种现象,即眼前发生的情景,甚至细节与曾经经历的某一时刻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我与李之清失落的理由不同,但对情景的还原是共用一张底片的。
关于李先生的辞世,在写这篇文字时,才知道他是有一份遗嘱的。侯一民先生的回忆与我当时从北大赵宝煦先生那里了解的情况是大致相同的:大意是“四人帮”倒台了,他看到大家热火朝天地又开始工作,但自己不能工作了,对他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与其这样痛苦,不如结束生命。
葛维墨先生的回忆,李先生的死主要是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点了江丰的名有关。由国画的讨论,最后弄成了“江丰反党集团”李先生替江丰说话就成了右派。
我还记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在延庆那个小县城的庆祝场面。值得庆祝是由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即使是注释里的几个字,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都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我那时构思过一张创作草图。叫《心里明》:炕上,一盏小油灯,一个知青手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昂首冥想。我在构思时还没读过第五卷,但“符号式”的惯性,已经成为我们思维总体上的指路明灯。事实上,我和大部分人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只有少数“心里明”的人,而正是由于这“明”,生活的轨迹却是不幸的。
历史是实实在在发生着,但对曾身在其中的个体却是谜团。时间越远,个体与社会整体变动的端倪显露,人们才慢慢看清自己当时在哪,而生理部分的记忆却变得越加模糊,以至实在是找不到任何辨识的依据。有时只能是在一个被指认的相对的关系依托之中比照、辨别。人们在填充着历史的同时又被后来的各种目的与利益左右。任何形式的回顾与纪念,在为历史补充了新的内容的同时,为将来的透明度添加了清洁剂的同时,又难免将历史带入新一层的谜团之中。
敲不开门与那幅开门即堵在眼前的大画,长时间来一直给我不断的想象。创作这幅画是1951年,正是李先生最有精力和最辉煌的时期,但生命的河流却把生命之舟不可控地推往另一方向。人的生命轨迹过了就过了,是没有“再重新来”的机会的。对钟爱的事业,即使失去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还是要把已经有的弄得更完美,好让自己觉得遗憾少些——这块颜色提亮一点,那个手势抬高一些,只要自己身体还能动作,就能控制的;哪怕付出别人无法想象的力气,哪怕只是比过去好了一点点,也是要去做的。这是我从李宗津先生这张大画的事情上看到的。
我没有考证这张大画改好后,离开这栋小楼被挂回到高大辉煌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大厅墙上,是在李先生辞世之前还是之后……小屋里,那张大画的下面就是他的单人床,我想那张床应该是和我家里一样的,带着“北大公物”标签的。
这里,我想借助下面这段文字,回顾画面:
在紫红色画面上,突出了泸定桥上滚滚浓烟的险恶环境,红军战士们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在已被敌人抽掉桥板的铁索桥上攀着铁链勇夺胜利。(摘自于《宁夏集邮论坛》,这幅画在1953年就被制作成邮票。)
李先生躺在这战火纷飞的、激烈的战斗场面的下面,一次次地醒来试图对“画面”有所改变。在完成一天应该做的工作之后,又躺下。直到有一天他感到,我的理想的画面可以永远被定格在这个完美的关系之中了,不需要再醒来去改动什么了。画面的遗憾已减到最小,可以放手了……

                                                                                           
                                                                                       2011年7月      
                                                                     (徐冰: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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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璜生

在组织策划“凝固的激情:李宗津艺术回顾展”过程中,我们接触了李宗津先生的大量作品和资料,也包括采访当年与李宗津先生同事及同学过的先生们,还有他儿女们的回忆等,一位可敬可亲可感的李宗津先生,及一段可痛可泣可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浮现在眼前,并强烈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从李宗津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执着、真诚、活跃、谦虚、本分、天真、坦荡、泰然、体恤、理性、充满责任感等等的特质及品格,而正是这样的特质和品格,使得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与人斗的社会现实中,茫然无措而天真地想守护住心中的一点尊严,艰难而坚定地迈向自己的生命归宿!
李宗津先生1916年出生于书香门第,1934年就读于苏州美专,师从颜文樑、李毅士、吕斯百、戴秉心等学油画,1946年与时任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相识,被聘为北平艺专讲师;1947年北平学潮风起云涌,与吴作人、董希文、艾中信、宗其香等人因不同意开除学生而受到解聘的威胁,愤而去职,转执教于清华大学营造系,任讲师、教授;1950年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1951年创作《强夺泸定桥》,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作品;1952年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先后受到徐悲鸿、江丰等的高度重视,一时为美术界的风云人物;1957年被划入所谓的“江丰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分子”,同时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1961年“右派”摘帽,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1966年“文革”开始,受到冲击与迫害,被迫再次放下画笔。1974年检查确认患直肠癌,而同时被认为是“黑线回潮”的典型,在他住院进行癌症手术期间,学校开了他的“黑画”展览。1976年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中,还坚持修改《强夺泸定桥》;1977年5月,在留下感人的遗言后毅然离去,终年61岁。
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写起来可能只是如此的简约,如此的概括。而在这样的简约概括的文字中却饱含着这位艺术家、这位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生命内容,而由这样的文字构成的起承转合的过程,延展着他起伏多难的生命历程。李宗津先生在激情、责任、人格、专业精神等与人际、社会、病魔、命运的不平衡的对抗中贡献了他的才智,完善着他的品格,实践了他的不平凡的人生。
李宗津先生的艺术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平民食堂》,不仅体现了那一历史时期对平民生活的人文关注特点,而且是那个年代非常难得的“创作性”美术作品,代表着油画创作的一定高度;而新中国时期创作的《强夺泸定桥》、《东方红》、《鞍钢的黎明》、《夜谈》等,更体现了那个时代美术创作的特征,尤其是围绕着这样的创作及特定的历史,李宗津创作了大量的毛泽东形象的作品,这对研究这一时期美术图像的特点、创作思维的过程,以及艺术家的文化心理等,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勤奋而坚韧的李宗津在日常生活中画下了大量的写生速写作品,有《北海风情》、《小城门》等造型坚实、色彩灵动的风景画,也有平时生活中的所见所感而信笔而成的作品,特别是画下了身边众多的亲朋好友,既体现了他对生活及亲情的丰富感情,也记录了很多影响着这一时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常态形象,包括微妙的眼神、心理、情态等。
这,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富于意味和研究价值的李宗津,他跨越了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是这段美院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穿越旧社会和新中国时期,他的激情、才华、辉煌、无奈和受难,都跟这样的历史现实和命运休戚相关;他丰富的作品及作品背后隐含的内容是这个历史阶段美术史、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和挖掘的对象。基于此,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的组织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等工作,引发学术界及社会对这位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艺术家的关注,并表达我们对李宗津先生及这一代不寻常遭遇的知识分子的敬意!


2011年7月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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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画 像

SELF-PORTRAITS

自画像是李宗津油画艺术中相当有分量的部分,联系到他坎坷的人生与不屈的精神,自画像就更像是一种自我证明,尤其是“文革”期间那张给他带来麻烦的自画像。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已经无法理解这样一张表情不无严肃的画像,居然会让人联想到“反动”。

创 作

CREATION

新中国成立后的李宗津在油画创作方面是有雄心的,也有信心,概括起来可能就是这么几条:复杂组合起来的群体、典型的历史情节与细节,加上准确的外光效果,从而让历史创作成为新时代的象征。他的《强夺泸定桥》是最初的尝试。其实,这一尝试解放前李宗津就开始了,比如画于1947年的《平民食堂》就是一个例子,群体、外光所塑造的现场气氛,达到了那个年代同类描绘的高峰。


领 袖

LEADERS

李宗津一生中花了许多时间描绘领袖像,其中多从照片中寻找素材。但仔细端详他的这些作品,觉得还是粗略可以做一个区分:1957年以前,他以感激心情创作领袖肖像;1957年以后,他不幸成了右派,成了“江丰反党集团”中的“黑干将”之一(另一个是美术史家王逊),但他还是在持续地创作领袖肖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这个历史阶段可能是有典型意义的。当我们看着李宗津笔下的领袖像,他画得越认真,技巧越好,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就更加强烈,尽管这一份悲哀必须在画外才能体会。


家 人

FAMILY

李宗津画家人自有一份亲切与和蔼,对他多难的一生来说,画家人像是一种休息,一种放松,甚至不无放任。可以说,在李宗津存世不多的作品中,他画家人这一部分是最放松也最能见其真性情的。

友 人

FRIENDS

李宗津的友人素描与肖像写生来得颇为自然,尤其是他遭难以后,创作的权力被剥夺,大部分时间只能以画朋友来度过。不过,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不带有过多的目的,反而画得自然潇洒,同时体现李宗津在写实方面的卓越才能,更看到了他在患难之中与周围朋友工友之间的一种平实感情。


肖 像

PORTRAITS

李宗津具有很好的画肖像的才能,早年所画《东方红》已经证明他可以用肖像方式来从事主题画创作,可惜后来他无法继续从事这一方面的创作了。从目前所留下来的素描与油画肖像看,李宗津很有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优秀的肖像画家之一。


景物

SCENERY

风景未必是李宗津的主项,而他对色彩的理解,对景、象、物的表达,尤其是对外光效果的把握,在为数不少的风景中体现了他独特的才能和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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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最后三年


 

李之林



本来这篇短文的题目为《爸爸的晚年》,可是翻开词典,却发现不对了:词典“晚年”条:指人年老的时候。现在要说谁“年老”,不是“耄耋”,也是“古稀”,而这篇短文所写的时期,却是爸爸57岁到60岁这三年,故改“晚年”为“最后三年”。

1972年年底,爸爸从河北干校调到位于北京北郊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教绘画。在校一年多,一直住在学校宿舍里,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到北大燕东园的家中,直到1974年早春查出患直肠癌。那时距离他58岁的生日还差半年多一点。

1974年4月中旬,爸爸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动手术,切除了病灶和肛门,另在腹部造一人工瘘管,取代肛门排便,术后又做了几次化疗。此后一年多基本是在家养病,身体状况也还算不错。他还汲取过来人的经验,学会每天固定时间用自制的简易灌肠器灌肠排便,这样就不用总是身系那个十分麻烦的大便袋,行动也方便许多。

1975年秋天,爸爸术后的伤口处发生溃疡,并形成一个经久不愈的窦道,需每天换药,还会时时疼痛。1977年年初,爸爸在自己的肝部摸到一个肿块,住进北京人民医院,经诊断为癌转移。医生本来计划手术切除一半肝叶,但打开胸腔后发现,另一半肝叶上也有癌细胞扩散。只好简单缝合伤口后用药物治疗,而所有这些情况爸爸自己都是十分清楚的。

从北京人民医院出来,爸爸住进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无法承受化疗,因此只能服用中药对抗来势汹汹的病魔。

一个多月后,爸爸出院回家,1977年5月24日,爸爸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60岁又7个月。看过上一段文字,人们或许认为爸爸最后三年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

其实并不尽然。癌症固然是可怕的,但给爸爸带来的却不都是痛苦。原因说来也很简单:1974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胶着期,政治斗争十分严酷,“苛政猛于虎”,爸爸恰恰是由于癌症而脱离了当时的政治体制,反而能够相对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尽管不时地受到病痛的侵袭。

记得我曾问过妈妈,当年为什么会嫁给同一所中学里教书的爸爸。妈妈说那时她看到一些同事(包括爸爸的四哥,即我的四伯父)经常拿爸爸开玩笑,而爸爸却从不生气,总是乐呵呵的,于是妈妈感到:这是个好人。我想这或许可以算作是爸爸一生为人的写照吧。

爸爸生性乐观开朗,即使身处逆境,也很难看到他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相反,他始终热爱生活,好美食、好美景,尤其好朋友。他的朋友多,面也广,从大师级人物如沈从文,到当初野外写生时认识的一位菜农,无不待为上宾。

最后那三年里,家中每每人来人往,爸爸喜欢“高谈阔论”(妈妈评语,贬义),虽然没有什么深刻高明的见解,然而他的热情却似乎总能感染每一位来访者。

谈到朋友,就不能不谈到江丰伯伯。20世纪50年代前期,爸爸初识江丰伯伯,便一见倾心,引为知己。此后同兴同废,同甘共苦,甚至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爸爸自己被关到牛棚里,失去人身自由,仍不忘“为江丰翻案”,真可谓“死心塌地”;也难怪爸爸离世时,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江丰伯伯,竟然泣不成声。

在学校里,爸爸虽身为“摘帽右派”,“反动权威”,可多数同事仍然拿他当朋友看待(1997年5月24日,在爸爸去世20周年那天,他的同事还到家中来看望妈妈。其中六位老师占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老师的一半多)。而爸爸也不自外于人,凡同事、朋友有困难,他总是尽力相助。就在他因癌症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手术时,江青的走卒在学校里办了“李宗津黑画展”,把他那幅吸烟的自画像,说成是“目露凶光,仇恨文化大革命”,而好心的同事们硬是把这个消息压下来了,没有告诉病中的爸爸。

那三年里,诸多来访者中,还有一些喜欢绘画的年轻人。爸爸不论其身份背景,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他总是认真地看他们带来的画,并耐心地指出画中的问题和不足,使那些年轻人都能有所收获而去。爸爸一生与画结缘,即使在身患癌症的最后岁月里,也不曾离开他那些心爱的画具。

1974年大病初愈,在燕东园住所的后院里,爸爸在同一位置画了两幅《庭院》(后称《燕东园风景》),一清晨,一傍晚,十分精彩。

1975年春,爸爸到南方探亲访友,住在上海姑姑家里,随身还带着一个小画箱。他专门去看了40多年前的老师、当年苏州美专校长颜文樑老先生,并为其画了一幅肖像。

在南方,爸爸不仅为一些亲朋好友画像,还拖着病体外出写生,十几幅《江南小风景》,就是那时成画的。

爸爸的强项是肖像,一生画肖像数以百计,其中的上品当数癌症术后所画的《江丰像》和《俞云阶像》。

爸爸还画过一系列《自画像》,最后的一幅完成于1973年,就是之后受到批判的、“目露凶光”的吸烟像,不知为什么,此后他再也没有画过自画像。

在最后那三年里,爸爸数次不无得意地对我讲,徐悲鸿曾称他是“中国第一肖像画家”。不过他对别人的长处却也是十分服气的。比如他就对我说过:论素描功夫,他是好的,但他不如董希文。记得有一次,之前完全陌生的军旅画家董辰生来访,爸爸是在看了他带来的厚厚一本人物速写后,就像好古董的人见到了极品,爱不释手,硬是要人家把本子留下一个月,以便他仔细琢磨、欣赏。当客人提及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报考北平艺专而未被录取时,爸爸不好意思地笑答:“我就是那有眼无珠的考官啊。”

……

最后,我想借姑父程应镠在爸爸离世后所作的两首挽诗代结此文。

                                挽 宗 津 诗

                                 一

                   送君客岁秋将尽,长去人间夏始来。

                   剩有招魂赋楚些,不堪清泪望燕台。

                   难收覆水伤肝肾,敢谓投珠是祸胎。

                   遗作可能共晨曦,阴霾未去有余哀。

                                二

                   忆昨挥毫妙如神,亦缘情重写形真。

                   携来西子千山秀,占尽江南九十春。

                   远意甚豪欣有托,旧诗重诵转沉吟。

                   何年更得丹青手,画出风流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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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坎坷见真情

 —— 我的父亲和母亲



李之清


1940年1月,父亲经我的大伯李宗恩(时任贵阳医学院院长,也是贵阳清华中学的董事)介绍,到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教书。这个学校是由我外公周诒春和一些清华大学毕业的抗日青年创办的。1942年9月,母亲也从敌占区辗转来到清华中学。据贵阳清华中学学生陈扬铨的回忆:“李宗津和周珊凤老师相识不久就堕入爱河,经常看见他俩在公园河边散步谈天。1943年我念高三时,他们在花溪边的‘小憩’举行了婚礼……”

我的父亲李宗津1916年10月24日出生在苏州。我爷爷做过清政府的知县、知府,民国初年做了一任山西财政厅厅长。在我父亲懂事时起,家庭的经济情况已不太好。在他11岁那年(1927)爷爷就病故了。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哥李宗恩把后母、四弟李宗瀛、五弟李宗津和小妹李宗蕖接到了北平。1927—1934年间,父亲在北平私立育英中学念书。毕业后出于对绘画的热爱,他违背兄长的意愿南下就读于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从此走上了从艺的道路。

我的母亲周珊凤1916年4月12日出生在上海。1935年读高二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校长Alice Moore推荐参加考试,竞争美国闻名的布林茅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为中国女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每隔四年一个),获得成功。1935年10月开始,她以May Chou的名字赴美国学习,成为该校首位东方女性学生,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 为日后亚洲女生进入这所洞天学府开创了先例。回国后,她先后在东吴大学和东吴附中教授英语。1942年她和弟弟,即我的四舅周耀康结伴,辗转到了大后方的贵阳。

我的小姑李宗蕖曾回忆说:“你父母交朋友的时候,周老伯(我外公)曾对你母亲说:你找一个搞艺术的,虚无缥缈的,小心以后吃不上饭。但在你母亲结婚时,周老伯还是为她举办了婚礼。当时婚礼的女傧相是我,男傧相是清华中学的老师梁庆煜。我的小哥李宗津为婚礼还专门做了一套灰色的再生布中山装。不过我的嫂子不喜欢应酬,她觉得这种仪式太没意思了。” 弟弟曾问过母亲,当年为什么会嫁给同一所中学里教书的父亲。母亲说,因为她觉得父亲是个好人。在花溪时,我外公有个朋友叫虞振镛,虞的大女儿和我的四伯父李宗瀛是一对恋人。所以我父亲有时也去虞家蹭饭。他一进门就会问,有没有我的饭?虞家几个比父亲还小的女孩子就会拿他开心:没你的饭,没你的饭。他也从来不会生气。父亲是一个乐观、单纯、热情、坦诚,对人从不设防的人。用我的姑姑的话说: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父亲1945年初至1946年到北平前,都是以卖画为生。母亲的老朋友胡世平先生告诉我,1946年,在北京美国学校校友聚会的时候,他听见我的父亲对别人说:“你们谁认识需要画像的有钱人,请介绍给我啊。”说明当时我父母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紧的。父母成长的家庭环境不同,从事的专业也完全不同,各干各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上的交流。父亲是画家,对音乐也很喜爱。他曾告诉过我,他的嗓子很好,可惜音准不好,否则他就会去学声乐。我喜欢听古典音乐也是受他的影响。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资料室的孙鹰老师曾对我说过,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入学时,父亲在给他们上的第一节课上,唱了一首《老人河》,让她至今不忘。可是,母亲并不懂画,也不喜欢听音乐。20世纪50年代家里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父亲和我常会听音乐,父亲笑着说,收音机对母亲的作用就是听天气预报。而母亲一生的事业就是做了一个非常优秀、深受学生喜爱和尊敬的英语老师。父亲很早就告诉过我,母亲是一个语音专家。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叙述:“……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学校请了周珊凤阿姨来给我们讲有关英文语音的要领。那是我在搬离中关园后首次与周珊凤阿姨重逢。十几年未见,周珊凤阿姨已是两鬓如霜,但仍旧优雅从容,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她的良好教养,大家风范。她主讲的那堂课给北外师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连在座的外籍教师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性格上看,父亲是个外向、热情、很感性的人。母亲则是外冷内热,十分理性。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爱国、敬业、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这和他们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父亲是由我的大伯李宗恩(1947—195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任华裔院长。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伦敦大学,热带病专家)供他上学的。大伯常教育父亲“人应当自立”、“应当努力工作”、“作一番事业”和“做事要负责”等。父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四哥李宗瀛(“一二·九”时参加了共产党,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让爸爸了解到共产党是能救国的。

我的外公周诒春对子女要求更为严格,要求他们凭自己的努力出国深造,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要爱国、敬业。 1914年10月30日,时任清华学堂校长的外公在美国演讲时说:“诸君毕业,可归即亟归,勿久留此。需知中国需才急也……”他又言留美归国学生之大病:“一曰自高身价,二曰不切实用(Fallshort of real practicality)。”外公认为:“择业不当贪货利 、骛虚名,当以天性之所近,国家所急需,造福于人类为准绳。”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后代。所以母亲虽从小生活环境优越,却一生俭朴。我外公曾给了她一些股票,她觉得那些钱不是自己的,为了纪念外公,1991年,她把那笔钱捐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周诒春青年教师奖”,后来又以薛兴怡(我的四舅妈)的名字再次捐款。

我的父母都很善良、乐于助人。1964年,母亲在门头沟斋堂乡参加“社教”时,房东是一个盲人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好像还有一个弟弟也是盲人。家庭经济条件很差,母亲常常从各方面接济她们,有的时候还请她们到北京家里来。记得当时我们住在北大燕东园的时候,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楼梯间,父亲住一间,母亲和我们挤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和那两个女孩打地铺,这种交往维持了很多年。1976年9月,我在新疆乌苏县古尔图牧场的同事铁力干(哈萨克族)被选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我的父母为他准备了一套行李。他到北京后,父母特意买了羊肉,请他在家吃饭,还让弟弟用自行车把行李送到了学校。父亲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也总是尽力相助。

正是因为父母的为人,所以,在他们去世后,很多人都记得他们,怀念他们。1997年父亲去世20周年的那一天,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六位同事专程来我们家看望我母亲。母亲去世后,她曾经教过的71届学生为她出了纪念册。上面写道:“周珊凤先生一向认真、敬业、和蔼,亲切,深受学生的爱戴。她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她纯正的英文,更有她本分做人处世、严谨治学和从简生活的高尚人品与为人原则。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用她生前生后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她的逝世在她教过的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学们纷纷写下了唁函,悼念周先生,但文字永远无法完全表达我们对周先生的崇敬之情。敬爱的周珊凤先生,您的魅力永存,我们永远怀念您!”

1957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从教授四级降为七级。我和弟弟也成了孩子们中的“另类”。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每月的工资比过去低了很多,以后我们都要注意节俭啊!”“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分子”,深受皮肉之苦。“文革”后期又成了“黑线回潮”的典型。但我觉得,正当他处于创作高峰,艺术生命力旺盛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剥夺了他创作的权力;又因为病魔来袭,过早地离开了他最钟爱的绘画事业,是最让父亲心痛的事情。所以他在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遭受不公正待遇后,仍然积极从事教学,从事创作。后来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他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白天上课,晚上制作教学挂图,以极其负责的精神,教育那些从未受过绘画训练、被派到文艺界“掺沙子”的解放军战士。1962年,他还为北京电影学院编写了四万多字的教学讲义。即使是在身患癌症后,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1975年,他曾给我来信说,他想到新疆来看我。但后来术后的伤口处发生溃疡,并形成一个经久不愈的窦道,需每天换药,还会时时疼痛,不能来新疆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在坚持重新画《强夺泸定桥》。因为画特别大,我们的家又小,画挂在家里的一面墙上,他站在梯子上作画,我的弟妹就在下面帮他洗笔。因此,不能继续工作,是他最痛苦的事。爸爸临终时留下遗言:“‘四人帮’揪出后,引起很大的兴奋,兴奋化为全国跃进的力量,但我在兴奋后,只能空谈,不能工作,不能作出任何贡献,对我性格来讲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他发自内心,对自己再不能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绘画事业深深的遗憾。

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曾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周珊凤阿姨的夫婿为著名油画家、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先生。李先生1957年不幸被扣上右派棘冠,打入另册。对于这对满腔热血的爱国伉俪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李先生的艺术天赋自此被埋没,后来过早辞世。然而周珊凤阿姨并未因命运不公而怨天尤人,仍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执教,用自己的才华为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外语人才。”

在生活中,母亲是个心细、整洁、低调、做事有条理的人。父亲就比较邋遢、随意。母亲常会唠叨父亲:比如抽烟、烟灰乱撒到地上,不拘小节,喜欢高谈阔论……1976年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我的女儿4岁,童言无忌说:“姥姥老是说姥爷,可是姥姥总是不停地干活。” 在共同生活的34年中,父亲凡事都让着母亲。父亲的脾气好,因为他常常不在家,他理解母亲为这个家的付出。1952 年,父亲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央美院上班。而我们家住在西郊,他只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周回家一次。有时出去采风,比如去广西桂平的金田起义遗址,去四川泸定桥少数民族地区……就会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在家。弟弟生于1950年,1952年之后,他得过两次肺炎,还得了支气管哮喘,犯病的时候,晚上只能坐在床上,一年有半年都不能上学。母亲除了教书外,照顾弟弟也是非常辛苦的。1957年“反右”之后,父亲又去双桥农场劳动改造,两周才能回一次家。母亲照料我们的担子就很重了。1964年,母亲去北京门头沟斋堂劳动,父亲去山西阳高县参加“四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成了“黑帮分子”,挨批斗,甚至下跪。1972年,父亲的工作单位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在北京昌平县朱辛庄,还是一周才能回一次家。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母亲还常对我说:“你爸爸什么活都会干,可惜就是常不在家。”父亲确实特别能干,他有一手好厨艺。记得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时,他已经做过手术,还下厨煮红豆,自己做豆沙,用豆沙做八宝饭,因为这是我和妈妈都爱吃的。他看到母亲用大拖把拖地很吃力,还特地为她扎了一个小拖把。

父亲很爱我的母亲。20世纪50年代,他每周离开北京大学的家去中央美术学院上班前,都会去亲亲母亲的脸。可能是当着我们的面不好意思吧,母亲总是面无表情。母亲生于书香世家,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她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教养和为人善良、谦和的品质,加上天生容貌秀丽、身材姣好,使她的气质更加超凡脱俗。母亲的这种气质一直是父亲引以自豪的。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天,我们全家去位于五道口的一家西餐厅吃饭。不一会儿,有一对夫妇也进了这家餐厅。男士过来和我的父亲打招呼,他是我父亲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同事。他对我父亲说:“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位女士步态优雅,着装得体,我和我爱人就跟着进来了,没想到那是您的夫人。”在我母亲80多岁的时候,她穿着多年不穿的旗袍照了几张相。我的女儿去取照片时,照相馆的人问我女儿照片上的是什么人,并对我的女儿说:“这个老太太可不得了,气质那么好,一看就不是一般人。”我童年时的朋友曾回忆:“记得1957年之前,你妈妈要陪你爸爸到机场接外国艺术家,她在家里试旗袍,问咱们哪件好,记得是一件浅灰色很朴素的旗袍。”我母亲穿旗袍时的姿态是特别漂亮、优雅的。

母亲对父亲的情感则不如父亲那么外露,她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人。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人民日报》刊登了点名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和弟弟分别是13岁、7岁。当时不少右派分子的配偶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和丈夫离婚,而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动摇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又遭批斗。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母亲总是以非常镇定的态度来对待家庭的变故,用她坚定的理性努力维护着家庭的完整,让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在北大燕东园居住的时候,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把抄的东西放在一个箱子里带走了,这个箱子里装着家里准备给我带到新疆的500元钱,父亲就追出去了。红卫兵把他围在中间打了他。父亲回家后特别生气和难过,母亲却安慰他要面对现实。1974年,父亲被查出患直肠癌并做了大手术,1977年年初又确定癌症转移到肝脏,还要做一次手术。那年年初,我带着女儿从新疆坐火车返北京探亲,因火车晚点,到北京已是深夜。公共汽车早没有了,当时还没有出租车,之前来接我的弟弟只好先回家了。我下车后一看没人来接我,特别紧张,生怕是父亲出了什么事情。凌晨刚有了第一班公共汽车,我就带着女儿直接去了北京人民医院。父亲的精神状态挺好,他看见我特别高兴。但他告诉我,大夫原来是准备切除他有癌肿的左肝,肝脏手术本来就是一个大手术,而打开腹腔后发现右肝上也有一个黄豆大的癌块,所以再做手术就没什么意义了,大夫直接在肝脏上打了一支抗癌药就缝合了。因为当时手术用的是局部硬膜外麻醉,大夫说的话父亲都听见了。从手术室出来后,父亲就对母亲说:“我完了。”当时母亲并没有哭哭啼啼,反而劝父亲,让他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父亲还对我说过:“你妈妈是一个大事特别清楚、冷静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工宣队让大家相互揭发,满座鸦雀无声。突然你妈妈一个人站起来只身退场。她本来是一个谦和、言语不多的人,她的这种行动让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

“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了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就把我的一架手风琴和一块手表交给电影学院红卫兵组织“井冈山”,还写了一份“揭发”我父亲的材料,提到他在1960年困难时期,曾在“违法”市场买了一只高价羊,在家请中央美院的右派分子江丰、王逊、洪波、冯法祀、王曼硕等人吃饭的事。而父亲当时已被迫在学院里扫厕所,恰好在纸篓里看见了这份材料。父亲一直比较疼爱我,对此事他一点不计较,回家后还笑着问我是怎么回事。当时母亲说:“你爸爸真可怜,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一样。”至今一回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无地自容。

最让我难忘的是,197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回北京探亲。__当时直肠癌术后的窦道疤痕疼折磨着父亲。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三个愿望:一个是想见到外孙和外孙女,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愿望是尽早把第二稿《强夺泸定桥》画完;第三个愿望是能和母亲朝夕相处。1976年地震之后,我们一直住在院子里,父母就让我们快点回新疆,因为在住所外面的露台居住,严重地影响了父亲的休息,所以母亲和弟弟让他去上海姑姑家休养。父亲不愿意去,他对弟弟说:“你很负责任,但是你不了解我的感情。”他是不放心母亲。

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在她每隔几天的来信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母亲对父亲深沉的爱。她在信里写道:“……几十年来,由于下乡、出差、工作地点远,我和你爸爸常常不在一起生活。但每星期、或隔几个月、最长一年多,他就回家了。我还很难相信这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没有一天不怀念他。过去什么事都和他商量,现在我再也得不到他的关心和帮助了。”我的表弟对我说过,有一次他陪我母亲去八宝山看我父亲的骨灰,当时母亲一定要打开骨灰盒,而且哭得特别伤心。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看到骨灰盒,我有说不出的难过,直到现在我还难以相信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每当我去学校看到下垂的柳树枝时,就想到他不再需要我给他剪柳树枝了(为了利尿)。这几天特别热,我都热得难受,我又想,幸亏你爸爸不在了,也可少受好多痛苦。”在我的记忆中,我只看见母亲哭过一次,就是她在看到我外公去世消息的那封信时。我现在才理解,虽然弟弟和弟媳对母亲很孝顺,但在我父亲去世后29年漫长的岁月中,她一个人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那样孤单,对她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前些年,我曾去美术馆看了吴作人先生的画展,回家后和母亲谈到我的感受。她说:“北京解放前,我们家住在东单洋溢胡同,吴伯伯是我们家的邻居。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他就在我们家包饭。”母亲感慨地说:“你爸爸的命太不好了,从1957年‘反右’以后就失去了创作的权力。1977年去世的时候,右派分子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改正。‘文化大革命’中又受了那么多罪。总算是粉碎了‘四人帮’,正是可以好好画画的时候,他又得了这个病,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家里住上了三居室的房子,不用像过去在燕东园那样,三家合住在一楼,上厕所还要排队。”但母亲又说:“可是如果你爸爸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他会特别失望的。”

在陪伴了父亲3个月后,1977年5月9日,我又返回了新疆。5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后的第15天,父亲去世了。当时我正在山上的剪毛站工作,等我下山看到母亲5月25日的来信时,父亲已走了近2 0天。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去世后,北京电影学院、北大西语系和弟弟工作的电器厂的组织和同事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家。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爸爸的骄傲,你要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安心工作。”6月2日的信中又告诉我有哪些亲戚、朋友来了电话,以及父亲追悼会那天的情况。

1977年6月24日母亲给我的信上写道:“爸爸非常希望我给你写信。一次他叫我给你写信,我说早已写了,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他又叫我写,我实在太忙,写了一行半就放下了。你的悲痛我是可以想象的,今后我虽然代替不了爸爸,但我一定努力多关心你。”至今我仍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5月9日,我要返回新疆的那一天。父亲、母亲和姑姑送我们出了家门,父亲一直送我到燕东园院子边的台阶前,我下了台阶回头看他,他在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他对我说:“你放心走吧,下次你回北京的时我还会活着。”走到燕东园的门口,我忍不住痛哭起来。门房的大妈安慰我:“你别太难过,你爸爸会好起来的。”没想到这次分别,竟然就是我和父亲的诀别。

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在八宝山存放了一段时间后,就带回家里。随着我们家从燕东园迁到了中关园公寓,一直陪伴我们29年。母亲生前多次表示,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1999年,在骨折治疗后刚可以拄着手杖行走时,她就让我陪她一起去海淀公证处做遗体捐献的公证。当时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不太理解这一行动。态度生硬,按程序地问了几个问题。最后还问母亲:“你为什么要捐献遗体?”她简短地回答:“为人民服务。”母亲对我说,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多为他人着想。人死了要火化,要让大家来遗体告别,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还要去麻烦领导和同事。捐献了遗体可以为医学做贡献。她还说,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死后的待遇再高,人们也不一定会记住他。相反,想记住你的人是一定不会忘记你的。2006年2月10日19点15分,母亲因病在北医三院住院32小时后永远离开了我们。根据她的遗愿做了遗体捐献。

2006年4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在通县长青园为遗体捐献者建立了墓碑“生命”,遗体捐献人的名字按年份刻在大理石上,环绕着“生命”。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全家人在离“生命”墓碑不远的地方,把在家中存放多年的父亲的骨灰和母亲的遗物(一把梳子、一条纱巾和一个发卡)合葬在了一起,每年的清明我们都会去扫墓,去看望我们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衷心地祝愿父亲、母亲在天堂安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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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的热情

——以20世纪50年代为线索的李宗津的前半生与后半生之艺术实践


杨小彦

                                                       一

李宗津,1916年出生在江苏苏州,1948年在清华大学营造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徐悲鸿调他到中央美术学油画系。1951年创作历史画《强夺泸定桥》,奠定其在新中国油画界的地位,与创作《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几乎齐名。1957年因“江丰事件”落难,作为“江丰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一被为右派。1961年恢复工作,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1974年患癌症,努力治疗,顽强生存。1977年自觉恢复无望,遂自杀,终年61岁。李宗津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祖年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曾任汾州知府,民国后出任山西省财政厅厅长。长兄李宗恩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在伦敦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读书,获科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是这家由外国人创办的医学院的第一位华人院长。解放后他继续担任这家医学院的院长,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才离开,1962年在云南昆明去世。二哥李宗瀛一生从事文字工作,解放前到了香港,担任香港《大公报》的英文编辑。胞妹李宗蕖嫁给了著名历史学家程应镠,解放后同在上海师大教书,1957年同时被划为右派。

李宗津一家兄妹四人,除在香港工作的李宗瀛外,兄弟两人,胞妹与其夫,均在1957年那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划为右派。此事不得不令后人为之唏嘘扼腕。

1943年李宗津与出身名门的周珊凤结婚。周珊凤父亲周诒春是清华大学第二任校长,著名的教育家。1935年周珊凤因成绩优异获得美国费城女子大学奖学金赴美留学,1939年学成归国,历任东吴大学、东吴附中、清华中学英语老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直到退休。周珊凤在英语语音学方面有极深造诣,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青年时代的李宗津深受他大哥影响,一直以其为榜样而求学上进。因为父亲通书画,也有这个雅好,所以李宗津小时候就对绘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以此为终生职业。影响李宗津的还有他的七叔李毅士。李毅士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油画,回国后颇有建树,是与徐悲鸿同代的著名油画家。李宗津的中小学学业是在上海和北平完成的,1934年就读于江苏苏州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追随著名油画家颜文樑学习色彩与素描。就色彩而言,颜文樑是中国早期油画领域中,比较彻底参透了西方印象派外光理论的艺术家,他画了大量的外光风景,其色调以符合自然光线条件而又具有良好审美情操的风格而著称,至今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从李宗津后来的油画看,尤其他对色调的恰当处理,可以显见颜文樑油画传统的影响。

1946年李宗津与徐悲鸿不期而遇,油画作品受到徐的高度赞赏,力邀他北上,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于是李宗津就偕夫人来到北平。从那时开始,李宗津就定居在这座著名的京城,一生的荣辱悲哀都与这里紧密相连。1948年李宗津因为思想“左”倾,参与学潮,受到学校当局的威胁,愤而辞职,到清华大学营造系工作。解放前夕还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动员他大哥李宗恩留下,保护北京协和医学院,以迎接解放。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于此并更名为北京。刚解放时,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李宗津参加了由梁思成领头的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他以一幅反映红军长征的油画《强夺泸定桥》蜚声画坛,不仅受到徐悲鸿的激赏,还得到了当时中国美术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的江丰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并由此而与江丰结下了终生不改的深厚情谊。1952年院系调整,李宗津调入中央美院,任油画系教授。

其时李宗津可谓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就家庭而言,有年轻、文雅而美丽的夫人在侧,还育有一子一女。用李宗津的朋友葛维墨的话来说,当时的李宗津可谓是“金童玉女”,这“金童玉女”既指膝下一子一女,也指风华正茂的画家与其夫人。就事业而言,李宗津先是画了《强夺泸定桥》而受到肯定,1954年又画了以毛泽东为题材的《东方红》而引起关注,尽管当时有人批评李的这幅领袖画像有抄袭苏联同类作品的嫌疑,但仍然不损其名声的上扬。今天看来,就领袖画像的潮流来说,李宗津的《东方红》算是这一类创作的一个先声。此后,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提高,就几乎成为所有人物画家都必须精心描绘的第一对象,包括后来不幸成为右派的李宗津。

1957年是李宗津一生的重大转折,是他从云端猛然跌落到地狱的关键节点,是从春风得意而突然秋风扫地的可怕开端。翻阅那一年的《美术》杂志,今天的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当年的严酷乃至荒唐。1957年5月号的《美术》刊登了当时美协组织在京部分画家、理论家对美协领导提意见的座谈会,刊登出来的座谈纪要,直接点了当时美协领导江丰、蔡若虹和华君武诸人“不团结”的事实,他们互不买账,指挥不灵,搞小圈子。审阅这篇记者写的纪要,批评蔡和华的颇多,批评江丰的有限,显然更多为江丰鸣不平。李宗津在座谈会上指名批评一个叫钟灵的人,指责他不负责任地说江丰“反党”,其理由毫无逻辑。事实上,仅仅在一个月前,也就是5月,江丰曾经组织了中央美院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到文化部开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画评功摆好。之所以有这一次会议,和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毛泽东视察杭州时,听了一些从事国画花鸟和山水的老画家对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也就是后来的浙江美院和今天的中国美院)院长莫朴与中国美协党组书记江丰的抱怨,抱怨内容是,在莫朴和江丰看来,传统花鸟和山水并不能适应新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需要,他们的极端诉求甚至包括从名义上取消“国画”这一称谓,而用“彩墨画”取而代之。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脱口而出说,棋琴书画,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难道让资产阶级去占领吗?此语一出,颇让在北京的江丰不服,但又因为来自最高领袖,无从辩驳,也不敢辩驳,直到1957年提倡“百家争鸣”,才找到机会去解释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推进的“革命路线”,也就是提倡人物画创作,抑制甚至反对传统花鸟和山水。

1957年6月号的《美术》体现了毛所开始的反右斗争,刊登了包括江丰在内的反击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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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团体参观协议声明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出版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下简称“CAFAM”),愿意将本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包括美术馆会员活动)的涉及本人的图像、照片、文字、著作、活动成果(如参与工作坊创作的作品)提交中央美术学院用作发表、出版。中央美术学院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它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资料库》等相关资料、文献、档案机构和平台,在中央美术学院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相关“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团体参观协议声明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出版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下简称“CAFAM”),愿意将本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包括美术馆会员活动)的涉及本人的图像、照片、文字、著作、活动成果(如参与工作坊创作的作品)提交中央美术学院用作发表、出版。中央美术学院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它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资料库》等相关资料、文献、档案机构和平台,在中央美术学院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相关“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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