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时间：2011年11月15日-2011年12月4日
展览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2A、2B、3B展厅
从2001年中央美术学院迁到新校址，统一实行全院造型专业的基础教学以来，基础部教学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在低年级阶段实行统一的基础教学，这一决定既是立足于学科拓展和规模扩大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的历史新实际，又是针对中央美术学院办学在经过“文革”中断后三十年的恢复、改革和发展的背景，在多元的、活跃的艺术教育新格局下，如何加强基础教学的新现实而自觉提出的课题。同时，这也是对我院早期历史和当今国际美术院校教学结构的经验借鉴。
这个改变，由靳尚谊、丁世中同志担任院长、书记的上一任美院领导思考再三而果断提出。潘公凯、杨力同志担任院长、书记的现任领导班子在拓展和完善中央美术学院院系学科构建的过程中，在高等院校本科教学评估的推动下，认真带领全院坚持探索、不断思考，始终保持了一种自觉性。在全院的共同关注下，在很多老同志的细致关心、主管院领导与造型学院领导和造型基础部的历任领导以及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在繁杂、具体的工作中，一步步地走出一条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高等美术教育造型基础教学的探索之路。实践证明，统一的基础教学为学生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素质，使他们对未来各专业有比较宽泛和积极的适应性，在得到了基本的肯定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回过头来，对所走过的路程和所经历过的思考做一番深入的审视，把基础教学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放在国内和国际高等美术教育基础教学的背景下，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加以检验，加以辨析，以利于在第二个十年中，在新的二十一世纪中更好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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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基础训练的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潘公凯
我在《造型艺术的意义》一文中，谈到20世纪后期以写实手法为主体的造型艺术及基础教学在西方重要美术学院中的解体与淡出，以及造型艺术在当下中国与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具有的文化意义。从技艺性、文化性、超越性三个方面，思考造型艺术对人的感性能力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本质建构所可能继续发挥的作用。十年来，央美造型学院基础部的学术定位和发展策略，正是以上述思考为基点的。
造型基础的主要课程是素描与色彩。素描教学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与风格是看得见的途径与效果，其深层目的是培养一种视觉地把握外在世界的形体的能力，即造型能力。色彩课程也是为了培养从色彩方面视觉地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即色彩能力。从视觉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视觉训练的游戏。在这种一代又一代的严谨的训练中，人类越来越精致、复杂、高超的视觉感受能力被开发出来，并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谓的“审美能力”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人由此而获得越来越精神性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愉悦。这就是文化积累，就是波普尔说的“世界3”的组成部分。素描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直接手工的视觉的自我训练、自我娱乐的单纯方法。（当然，中国的白描是另一种视觉训练的单纯方法。）
造型基础部所注重的，应该不是与专业系课程的直接接轨，而是使学生在进入各专业系之前，具备适用于更大范围的视觉感受和视觉把握、视觉建构、视觉转换、视觉表达的能力。
任何一种规范性的学习都有可能使学生被规范所囿而跳不出来，（在中国画传统中被称之为窠臼与俗套）。但是反过来，破除了所有规范与方法的学习必将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空洞过程。在这种辩证的两难关系中，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对“度”的把握和教学方式的不断改进。高难度的创新能力恰恰是在诸多限制之下才能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富有创意的央美毕业生回顾起来，都认为在校期间的严谨基础训练对自己的艺术创造是有好处的。
造型艺术的问题和造型基础的问题，很复杂也很学术。归根结底，它与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人类文化的承载方式有关，与未来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有关，它是整个文化现代转型大问题的一个小局部。因而，这方面的讨论的全部意义，就显现于不断的讨论和不断的实践的互动演进和新艺术人才的诞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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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谭平
艺术需要启蒙，对于选择艺术专业学习的学生更不例外。
造型艺术基础所涉及的工作，应当是“虚实”相生的。实，在于对造型艺术各类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拥有坚实的专业技能；虚，则是对不同思维方式的激发和对人感官能力的开启。有了后者做基础，技能便有了归属，所谓的“才能 ”就会生动鲜活起来。
启蒙教育的方法与手段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中外艺术教育的精彩案例也不在少数，然而，在有限的课程时段中，我们必须有所选择。这种选择与艺术的本体有关，与生成艺术的社会背景有关，也与学院发展史的传承有关。这个展览让我们看到十年来造型基础部为此所做的不懈努力。
纵观历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东西文化的发展脉络：西方的教育侧重以分析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而东方的教育则以综合的方式来感知世界。西方人关注逻辑，追究逻辑是否正确，我们关注关系，寻求关系是否和谐。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格局的时代，东西文化似乎正在被慢慢地改变，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在经历着不同的现实困境。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做出何种回应与抉择？面对未来的艺术教育，我们又该做些什么？这将成为我们新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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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步伐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基础部主任 高天雄
2001年，中央美术学院在即将进入花家地新校址这一重要时刻，建立了基础部，对全院造型类学生实行第一年的统一基础教学。
这并不是临时的动议，而是有已久的思考和准备。
文革结束后，经过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复苏，我国美术教育的造型基础训练和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视野更加开阔，对基本道理有更深的认识，也带来了创作上的新高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后，转向对创作上更多的可能性的关注，西方艺术的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面貌一齐涌入，兴奋、活跃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基础教学的误解、轻视和怀疑。在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中，将一些目标和手法、创作观念和造型基础要求放在一起冲突和争论，由于初识纷至沓来的欧洲美术全貌的各个片断，对立、割裂的看待也就自然而然。
面对这样的现状，1996年，经过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在油画系成立基础部，提出了不强调画室风格、扎扎实实在基本造型问题上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教学主张。
经过五年多的实践，面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前景，经靳尚谊院长提出，院学术委员会决定将这一做法扩大到全体造型类学生，组建基础部，并规划为未来中央美术学院全面实行学分制和工作室制整体教学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即接任的潘公凯院长带领新的领导班子将这一决定付诸实践，迈出了新世纪基础教学探索的新步伐。
十年过去了，回首总结，这个新的步伐意味着什么？
首先，在新世纪中央美术学院拓展学科，成为一所具有人文、造型、设计、建筑学科的综合性美术院校，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前进姿态中，它所具有的结构意义。严格的共同造型基础训练对当前的教学建设和未来学科发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它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当代发展是割裂、对立的，还是恰恰是前提和保障？靳尚谊先生提出：“研究现代性和抽象性的绘画，不研究它的基础的东西，是搞不好的；搞不好传统的基础性的东西，现代的东西是搞不好的！”是回答这一问题的鲜明概括。
这种训练对人才的素养有哪些益处？在全球化时尚空气的浸润中，在今天互联网、虚拟、电脑模拟的大量间接环境中，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是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现实直接的观察、感受和表现是人类艺术创造的原发能力，必须保存和发展；它所锻炼的理性精神和所倡导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才培养规格的主要标志。
它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一方面，尽管西方造型体系引入中国已一百多年和我们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赋予了自己的特色，但我们仍然处在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这种认识，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艺术的造型传统，是提高艺术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文化素养的保证和前提； 一方面，它的指向是人才培养更加广阔的空间，学校在为学生提供更具共性的造型基础教学，在向深处探索和奠定造型基础的同时，也在通过工作室建设的发展为同学提供更多的课程，使学生在未来获得自由组合自己课程结构和知识成份的更大空间，使他们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和经历多种多样的锻炼，从而形成向前发展的更丰富、多样的人才类型，发展民族文化的创造力。
潘公凯院长说：“坚持严谨的素描训练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重要举措”。
我们正在一条探索中国高等美术教育造型基础教育道路上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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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学的历史与演进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余丁， 吕晓晓
在西方，美术学院最初的教学纲领来自达芬奇的艺术理念，即“首先是学习透视，随后引导学生进入比例的理论与实践，然后临摹老师的素描，画浮雕素描和写生素描，最后进入自己的艺术实践”。之后，“先临摹素描、再画石膏像、最后画真人写生”——这样的学习顺序被定型为美术学院的课程基础，并奠定了现代美术学院素描教学体系的雏形。
经过17世纪法国巴黎皇家绘画雕塑学院对素描教学体系的完善，以及18世纪古典文化的复兴，素描的价值、研究古代雕像的重要性得到强调，形成了“惟素描独尊”的教学体系。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素描与色彩”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官方艺术教育机构，促使其陆续开设了色彩课程。素描教学体系引起的另一项争论是关于摹仿与创造、临摹与个性的问题。19世纪，伴随学院式教学体系的日益僵化，学院教育被认为扼杀了艺术表达的创造力与个性，阻碍了艺术家的培养和成长。这场争论引发了美术学院的另一项重要改革，即设立高级班和大师班——经过素描临摹、石膏像与人体写生等基础训练后，进入高级班的学生可以创作自己的作品或参与教师的创作；之后，最有才能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师班——在这一阶段中，学生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得到重视，自由发展受到鼓励。经过这一改变，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被认为臻于完善，而现代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也基本确立。
20世纪，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西方美术学院的教育模式与教学理念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批早期留欧的艺术家将19世纪法国学院派的教学模式引入中国，主张以石膏及人体的素描写实训练作为造型训练的基础。刘海粟首先在中国的美术教学中使用人体模特，徐悲鸿则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将严格的素描训练纳入美术学院的基础训练课程。至50年代，作为俄罗斯学院派核心的契斯恰柯夫素描造型体系进入中国，并由中央美院推广至全国，成为国内美术学院基础教学课程的基础。80年代，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基础教学领域开始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教学模式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并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其内涵。与此同时，如何在基础教学中融合中西的艺术传统，也成为这一领域思考的问题。
美术学院基础教学的演进与艺术创作实践关系密切，而通过对基础教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可以促使我们不断地去回顾、理解、透视并反省其演进历程，从而有助于我们审视并把握基础教学在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