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年9月16日18:00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国际会议厅
主办：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协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主持人：李军（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图像理论》一书作者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与艺术史教授，兼跨学科杂志《批评探索》主编，该季刊致力于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批评理论研究。米切尔是媒介、视觉艺术与文学的理论家，从事视觉文化与图像学研究，特别因其对社会-政治问题中的视觉与语言再现关系的研究而蜚声国际学界。
米切尔著作丰富：如What Do Pictures Want? （图画想干什么？，2005)； The Last Dinosaur Book: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Cultural Icon (最后的恐龙记：文化图符的生命与时代，1998)； Picture Theory (图像理论，1994)； Art and the Public Sphere (艺术与公共领域，1993)； Landscape and Power (风景与权力，1992)； Iconology (图像学，1987)； The Language of Images (图像的语言，1980)； On Narrative (论叙事，1981)；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阐释的政治，1984). 即将出版 Cloning Terror: The War of Images, 9-11 to the Present（克隆的恐怖：图像的战争，从9-11至今）
世界图像是一种世界观——W.J.T.米切尔的讲座
2010年9月16日晚，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与艺术史系教授W.J.T.米切尔（Mitchell）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进行了名为《世界图像：全球化与视觉文化》的讲座。
如果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谈论“世界图像”，那么按照惯常的思维，一定会涉及图像在世界范围的流传，图像在大众媒体间的循环往复。然而，米切尔教授却采用了另外一种思维，在讲座的最开始就宣布：“今天，我的主题是‘世界’。”如何谈论世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足以谈论世界这个大题目？科学？哲学？人类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还是，文学？“我今天的答案是”，米切尔教授说到，“它们都不够。”
“足够谈论世界的唯有图像。”
事实上，米切尔教授在讲座中想探讨的是被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称作“世界图像”（即Weltbild: A picture of the world）的概念。为此，他首先考察了我们用来形容或命名这个世界的5个名词：“the globe”（全球），“the planet” or “the planetary”（行星），“the Cosmos” or “the cosmopolitan”（宇宙），“the world”(世界)，“the earth”(地球)。
第一个名词，“the globe”。“globe”来自拉丁语“globus”，意为“圆形体或团状物”（a round body or mass），也有“圆球、球体”（a ball, sphere）的意思。在中古英语中，“globus”也被作为“人的身体”（body of men）之意来使用。所以“globe”这个词也凝缩了单一和多元的性质，正如我们说到身体一样——一个身体即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单一的事物，同时也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作为一个整体和一个集合物存在着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他提出了由电子通讯时代所产生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如果进一步考虑一下这个名称，就不难发现，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使用：它将两个对立的事物——大的地球（the globe）和小的村庄（the village）放在一起——组成一个词汇。“那么，”米切尔教授问道，“我们的世界是大还是小呢？”“终究来说，这还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但同时，世界又是一切，无处不在。”“the globe”本身也存在类似的矛盾，它即是个模型（地球仪）或者地图，也是被测量为地图、模型的事物、世界上真实的事物。它即是承载着我们人类的物体，同时也是我们可以握在手中的事物，正如基督教帝国时期提香（Titian）所绘的救世主（Salvator Mundi）形象（Christ Blessing, 1570, 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承载我们的球体就像一部手持电话一样被救世主托在手中。但又有的时候，世界变得沉重，就像传统的阿特拉斯（Atlas）的形象——被“the globe”的重量压制着——世界不再是能持在手中的了，它重重地压向我们。或者，相反地，我们也会觉着这个世界、这个“globe”是我们想要逃离的事物，就像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描绘那样——我们想漂浮在它的上方。从圣经中的描述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最早创造出的世界的形式就是最简单的、理想化的球体。但是这具体是什么样的球体（globe）呢？这个球体与艺术家或创造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呢？米切尔教授展示了三幅作品，分别代表对“the globe”的三种认识。第一张图是布莱克(William Blake)笔下的尤里曾（Jehovah-Urizen）的形象，它代表了对“the globe”一种理性的认识——“the globe”是可以被理性测量的、计算的、掌控的；第二张图表现了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所称的“制造世界的方式”（ways of world making）——“the globe”在这张图中是被铁匠打造出来的，世界是生产出来的、人造的；第三张图是被米切尔教授称为最神秘的描述，整个世界如同一个胚胎，是孕育出来的，在这张图中，世界不是理性的、不是可测量的，也不是制造出来的，在这种认识中“the globe”是个有机的形式，是个生命世界（Life-World）。
第二个名词，“the planet”或“the planetary”。这个名词来源于古希腊形容“漂泊者”（wanderer）的词汇。就像一个“流浪着的”、“游走着的”星星，在这个层面上，世界不再是个承载着我们的绝对中心，它是它自己在宇宙空间中漂泊。在“the globe”中，米切尔教授展示的图像体现的是“the globe”与创造者（its creator）的联系，而“the planetary”暗示着世界与创造者（the creator）的分离。在文章中，米切尔教授认为从这个词汇的角度出发，整个世界变成了布莱克所说的“一粒沙”或是在时间与空间之洋中的一座脆弱的小岛。而能体现这种意味的图像莫过于20世纪进入太空的第一位宇航员所拍下的地球。
第三个词汇，“the Cosmos”。19世纪的哲学家洪堡（Humboldt）所说的“Cosmos”是所有事物的集合，无论天上、地下，还是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事物，它们构成这个可感知的世界。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说，“Cosmos”(“Kosmos”)是由数字产生的。“Cosmos”总是很抽象、很辨证地被描述着的，正如中国的“阴”和“阳”，或如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想象的“Cosmos”如“一个巨大的迷宫，但并不是无序的”。“Cosmos”就像站在无序之上的有序，从这个角度，世界只是表面混乱的、无序的，但在本质上却仍有一种秩序。这种观点同样出现在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一书的开篇第一言：“首先，决定帝国问题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存在着一个世界秩序。”（“The problematic of Empire is determined in the first place by one simple fact: that there is world order.”）
第四个词汇，“the world”。“World”来源于德语，意为“年龄”（age）或“人的生命”（life of man）。这个词的概念涵盖普遍（the universal），与具体（the particular）对立。我们提到“this world”，如同与“the next world”的对立；提到世俗的、地面的或实际的“world”，如同是天上的、天堂的“world”的反向。因此，“world”本身又是另一个矛盾的用法，它即是部分又是整体，即是单一的又是普遍的、完整的。血肉、罪恶的世界（world）介于天堂与地狱的中间地段。米切尔教授在考察这个词汇的时候没有用到任何图像，正如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world picture）并不是一个对世界的描述，而是世界本身构成了一个图像。
第五个词汇，“the earth”。在辞典中的解释，“the earth”的意思为“大地”（on the ground）。“大地”，埋葬与挖掘之地，但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个名称。它是我们脚踏实地站立于上的东西，也是个飞向宇宙空间的庞大实体。在这里，米切尔教授展示的图像是1971年出版的《整个地球的目录》（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面。
米切尔教授考察这个五个词汇的目的在于认识到它们的每一个都具有将集合与单一、普遍与具体结合在一起的矛盾性，就像麦克吕布提出的“地球村”的概念。米切尔教授随后解释了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图像”（world picture）。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个“世界图像”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他的原意并不是简单地指图像的世界，而是指整个世界本身构成一个图像，即现代意义中的可以测量的、可以计算的数学化的、物理化的世界。“世界图像”与“世界观”（德：Weltanchauung）密切相关。“世界观”是关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而当世界变成一个图像后，人在这个图像中（in the picture）成为了中心，那么也就形成了“世界观”（As soon as the world becomes a picture, the position of man is conceived as world view）。
然而，在西方的哲学中还有与海德格尔完全相反的见解。这个见解是由弗罗伊德（Sigmund Freud）早于海德格尔提出的。在弗洛伊德最后的一篇文章中（The Question of a Weltanchauung），他质疑科学是否能给人类一个“世界观”。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就算是同样作为科学的精神分析学本身也不足以成为一种“世界观”，也不能够为人类提供一个“世界观。” 对弗洛伊德来说，科学甚至不能为我们描绘一幅宇宙的清晰图像，带给我们的只是各种发现组成的片段、碎片，它们不能够和谐地被拼凑在一起。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只能从宗教中获得完整的、确定的“世界图像”或“世界观”。而这一点他又以 “‘世界图像’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否定了。
米切尔教授认为，弗洛伊德试图超越带给我们幻象（例如，救世主手持着世界）的宗教与巫术思考（Magical thinking），而海德格尔则是针对科学与技术。他们也有共同点，即认为“世界图像”的形成并不是件好的事情。米切尔教授既不认同弗洛伊德，也不肯定海德格尔。他认为，我们事实上并不能摆脱形成“世界图像”，它们是必须的、无法避免的，但对人类来说，它们也总是有局限的、不完美的。问题在于，这些局限是什么？米切尔教授以Google Earth为例。“谷歌地球”让我们只要轻轻一点鼠标，就能够从数千英里的高空一下子落到地球上具体的一点，落到具体的大陆、地区或者海岸线，甚至落到熟悉的街道与建筑旁边。就像救世主手中的水晶球一样，所有的事物都是清晰的、透明的、极精确的。然而，事实上，当我们越来越放大图像，越来越想接近这些具体的景物时，这个“世界图像”却越来越“溶解”成了像素。这是从“global”走向“local”的过程。事实上，并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顺利地、精确地从“global”进入到“local”，或者说，从抽象的无限进入到微小的具体之中。但是，科技却似乎让这种“顺利的进入”变为“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的局限，尽管我们也将它命名为世界。
米切尔教授最后以一张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洪浩的《世界政区新图》（New World Political Map）作为总结，并在其中加入了一个新的描述世界的词汇“region”。米切尔教授认为洪浩的这个作品，是贯穿了“region”的概念的。美国、法国、中国，这样的概念是人造出来的，是产品，而地区的形状如大陆、山川、大地、海洋等等，这些东西对世界来说是恒久的。“region”同之前提到的5个词汇一样，也具有矛盾的两面性。一个地区（region）即是我们地球上的一片自然区域，同时也是在一定的法律、规则统治下的领域。但同时，“region”这个概念又是超越边境的、对抗“中心统治”的，就如美国和加拿大同样位于广袤的北美大陆之上，中国位于东亚地区。在洪浩的“政区图”中，所有我们熟知的大陆、地区都保持不变，但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实体都发生了异位。对于米切尔教授来说，它就是个中国人的“世界图像”，里面包含了许多对世界现状的认识与对未来的预测。
王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