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跑图·循迹——张文超新作展”内部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会议室举办。活动以“身体与地理：跑图中的世界生成”为题，邀请来自艺术、建筑、媒体、遗产研究、策展与城市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基于展览实践及艺术家的创作方法进行交流，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身体、行动、路径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开启对“跑图·循迹”更加多元的理解路径。研讨会由策展人吴晓涵主持，张文超参与讨论并回应相关议题，特邀《画刊》主编孟尧做总结。

现场图

吴晓涵｜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讲师“跑图·寻迹”策展人

研讨会伊始，策展人吴晓涵即提出研讨并不是对“跑图·循迹”展览的学术总结，而是一次从展览内部自然延伸出来的继续行走。研讨会被视为一种实践性的“续航”，试图把作品中关于行动、轨迹、路径、身体判断与地理条件的经验，从展厅中释放出来，放入一个更开放、更松动的跨学科讨论场域中。

她指出，“身体与地理”之所以成为探索议题，源于对当下技术环境的警觉。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不断推进的现实中，理性常被想象为可以脱离肉身独立运作，但这种想象恰恰让人忽略了身体与世界直接接触的经验。回到具体的行走、攀爬、穿越与停留，人类的身体始终在与自然力量的博弈中暴露自身的尺度、极限与敏感性。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跑图”“循迹”不再只是记录路径或使用导航的工具，而是一种进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身体在运动中被卷入历史、地理、技术与记忆交织而成的场域，在不断调整中重新认识自身的位置与边界。

吴晓涵结合了自己作为建筑师、教师以及长期从事可持续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工作的经验，强调她所关心的始终是身体性和物质性中所蕴含的生命力。无论是在建筑现场、教学过程中，身体经验始终是理解空间与世界的起点，这也是此次策展的源起，她决定与艺术家一同进入自然环境中展开实践。她理解的策展并不是抽离实践的理论工作，而是一种需要亲身参与、共同生成的过程。

作为主持人，吴晓涵希望来自不同领域的参与者能够基于对本次展览与创作的理解，从各自的经验出发，分享身体、路径、感知与记忆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她将整场研讨会也视为一次在不确定中前行、在行动中逐步生成意义的集体“跑图”。

易雨潇｜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国际电影节沉浸单元策展人

主持人请正在国外访学的易雨潇老师首先线上发言。

易雨潇从“在地性”这一概念切入。她指出，在地性并非当代理论的新发明，而是一种贯穿历史的文化实践：从古人朝圣山岳、在重要地理节点留下碑刻，到不断循迹而行所形成的地文景观，身体的反复抵达本身就塑造了地理的文化厚度，正是无数人的行走、停驻与铭刻，使自然地貌逐渐转化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景观。在这一意义上，艺术家对大型人类工程与自然界面的再度“寻访”，并非对景观的再现，而是重新进入一个由历史行动密集编织而成的场域。她提醒我们，当宏大的工程被不断抽象为符号与形象时，个体的身体经验、具体的劳动与风险往往被遗忘，而此次展出作品恰恰试图通过身体重新接近这些被遮蔽的经验地层。

易雨潇随后将话题转向影像媒介与身体经验的关系，她指出当代影像系统——无论是纪录片、Vlog、游戏还是数据库影像，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经验进行筛选、规训与简化。相较之下，张文超的作品呈现出一种“难以归类”的状态：既不是单一媒介的表达，也拒绝被完全纳入既有的叙事范式。通过将攀爬、行走、失误与偶发事件纳入创作过程，身体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测量空间、生成叙事的引擎。那些作品中不可预期的细节，正是现实世界中无法被预设和模拟的部分，它们构成了对媒介化经验的有力反思。她强调，正是在这些偶发中，身体与地理之间建立起不可替代的真实关系。

易雨潇将这一讨论继续延伸至身体、数据库与当下技术语境。她指出，作品中引入心率、速度、位置等身体数据，并非为了强化“数据美学”，而是试图让数据库重新指向具体的人与其行动。身体在这里既是数据的来源，也是意义生成的前提。这种以肉身经验对抗平均化、去主体化影像的实践，在 AI 与虚拟体验愈发主导感知的当下显得尤为关键。她以自身经验为例，指出真正影响记忆与理解的，往往并非攻略与评分系统所标注的“必去之地”，而是通过他人经验或自身行动偶然抵达的地点。由此，她将艺术家的“跑图”视为一种反屏幕、反替代的实践方式——一种通过身体重新进入世界、重新理解历史与地理的行动。

宋壮壮｜设计师，帝都绘联合创始人

宋壮壮的发言从对“跑图”一词的误读与澄清展开：他最初以为“跑图”来自跑圈——以长跑轨迹在城市中绘制图形；后来才理解它也是游戏语境中“开放探索”的术语（他也澄清了自己不玩游戏的经验状态）。正是这种跨语境的词源差异，让他遵循自己的经验将讨论转向城市研究的视角：地图作为对城市的抽象，总会保留一组最基础的结构——“线”，尤其是道路与交通网络。也因此，身体在城市中“跑出图形”的可能性，往往是由城市的线网形态决定的。对他而言，跑图并非单纯的趣味行为，而是身体以轨迹反向“显影”城市结构的方式——让城市的形态、尺度与组织在行动中被看见。

在这一脉络下，他进一步将“道路”延伸到“地铁”这一城市线网系统，举出伦敦地铁动物园、Tube Challenge等实践：前者在地铁图上生成动物图形，后者则以最短时间覆盖全部车站，将乘坐、换乘与步行跑动组合成一种持续六十余年的“城市游戏”。这些案例在他看来带有显著的数学性：像“一笔画”一样计算最短路径、最小重复与体力分配。他也以自己在北京地铁中完成过的超长无重复路线（2018年约307公里）为例，强调即使主要依靠耐力与时间而非体能爆发，身体仍会在拥挤、饥饿与疲惫中被迫与城市系统发生真实接触。随着线网扩张，挑战的难度不断上升，也提示我们：城市的更新会不断改写行动的可能性边界，而算法与身体的协作或将成为新的探索方法。

宋壮壮将“跑图”理解为一套更开放的行动规则：有些人遵循地图既有的线，有些人则故意背离它——例如沿纸质地图册的书缝行走、或在北京以“绝对正南正北”偏离中轴线的方式组织定向越野，使身体在不断偏离与纠偏中感知城市隐藏的倾角与结构差异。他由此回到关于展览的话题：任何被画出的路线在现实中都可能不可达、被封闭或被迫改道；正是在这种失败、修正与再组织的过程中，身体获得了层次化的经验。展览中的作品在他看来恰好把这种经验谱系打开——从高度抽象的线路游戏到具体的行走与停驻——使“地点”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在行动中被不断重新书写的关系网络。

赵炎｜中央美术学院副研究员、《世界美术》杂志编辑

赵炎老师从新媒体艺术的语境出发，将讨论首先锚定在“数据库”这一核心方法之上。他指出，数据库已成为当代艺术中一种高度普遍的表达形式，其出现与计算机文化、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最初作为一种工具性媒介，用以整合信息、把握世界。然而，当数据库逐渐固化为一种“形式”时，其问题也随之显现：它既是一种认知方式，也可能演变为权力与资本的结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审视张文超作品中的数据库逻辑，认为其价值并不在于视觉呈现，而在于如何激活数据库内部尚未被充分展开的层级——尤其是历史文本、文化线索与对象关系之间的潜在关联。以河流与路径为例，他提出，数据库不应仅记录“当下可行走的一条线”，而应容纳其历史变迁、水文演化与人文事件，从而构建一种更具纵深的“对象数据库”。

在第二个层面，赵炎将讨论转向“身体与地理”这一标题所指向的感知问题。他强调，身体知觉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种需要被认真对待的经验结构。感知并不仅限于视觉，还包含触觉、嗅觉、疲惫、节奏与情绪变化等多重维度，而这些恰恰是新媒体艺术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他以当下以视觉刺激为主导的生成艺术为例，指出其单一化倾向可能遮蔽感知的复杂性。相较之下，这两组作品通过身体行动引入时间切片、体力消耗与风险体验，为作品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使艺术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影像”，而成为能够承载多感官经验的复合场域。

最后，赵炎将“跑图”放入更具哲学意味的框架之中加以理解，并强调了自己玩游戏的经验储备。他指出，跑图在游戏语境中意味着对整体空间的把握，往往与“上帝视角”相关联；而在展出作品中，这种视角通过无人机与第一人称行动并置，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宏观俯瞰下的世界尺度，另一方面则是身体在地面行动中的有限经验。在这两者之间，艺术所能承担的，正是对“何为有意义的经验”的持续追问。跑步、行走与绕行在此不仅是方法，更具有象征意义——它们构成了一种对当代生存状态的暂时出走，一种通过身体行动实现的精神释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赵炎将《跑图·循迹》视为一次尚未封闭的问题实践：它并不提供答案，而是为感知、数据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打开了继续讨论的空间。

张文超在回应赵炎的发言时指出，其创作本质上是一种在感性经验与抽象结构之间不断重组的过程。作品虽具有导航性与数据库线索，但真正的生成始终发生在现场与身体行动之中——许多经验只能在跑动、疲惫与失误中被释放，难以被预先规划或完整言说。诸如无人机断电、轨迹中断等“错误”，反而构成了作品的重要部分，记录了身体与环境交互的真实节律。他也借此回应赵炎关于多感官的讨论，认为未来可进一步探索触觉、体感等经验如何被纳入创作，使作品在数据之外保留行动本身的不可替代性。

齐晓瑾｜北京璞意坊咨询 联合创始人

齐晓瑾从展览中的攀岩装置与"山"的感知经验谈起，指出展览中山体图像、传统叙述与攀岩装置的并置，让她联想到自身的田野经验：在山地项目调研中，攀爬所获得的不仅是地形认知，唐宋庙宇的分布特征、村长讲述的神话地理、石刻承载的宗教与文人传统，以及明清文集中的山水意象，都在行走过程中不断叠加。山体不再只是自然对象，而成为由身体行动持续激活的文化场域。对她而言，在“无路可走”的地形中形成的动作经验，是理解空间最直接的“触觉认识论”。

齐晓瑾将讨论扩展至长时段的历史地理结构。她以日照、泉州与惠州三个节点，勾勒出人类理解山水的“认识论遗产”。日照东海峪新石器遗址的聚落选址与图腾符号，被她解读为一种深层同构：聚落背靠正西方向地平线上的小山、面向东方日出的海面，这种空间布局，与出土东夷人蛋壳杯上“日—云（月）—山”的符号有着强烈的对应。在“能量图示” (Pathosformel) 的驱动下，山水成为与图腾符号相表里的宇宙论秩序。这类案例使她提出，聚落本身可被视为一种“记忆装置”，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通过空间布局、地形选择与物质形态传递情感与认知。她此前调研中关注的宜昌西坝信号台建筑，正好出现在《大堤城-X》的影片里，张文超从岸边经过此地。

齐晓瑾最后将视角提升至方法论层面：当代的考古、测绘与数据技术，使我们得以在多重图层中重新理解山水与聚落的关系。从航拍视角、工程解析到文献与诗歌传统的叠合，历史不再是线性叙事，而是一种密度不均的空间结构。每一片土地都承载着极为漫长的人类活动史，差别仅在于不同时段的聚集强度。身体在其中并非被动接受信息，而是通过行走、攀爬与驻足，与这些深层结构发生共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她将展览理解为一种跨越时间尺度的感知实践——通过身体重新进入山水、聚落与历史，使被文本与图像固化的经验再次获得感知的可能。

许崇宝｜泰康美术馆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候选人

主持人代为诵读了许崇宝老师的发言稿：

《大堤城》是张文超用身体在历史工程上的重新丈量。画面中巨大、坚固却空寂的堤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地方曾是古战场、决口点，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切片，被贴附在数据层中。堤坝所防御的“洪水猛兽”在今天已经隐身了——这是我在展览现场对着这件作品发出的感慨，回过头看，也是我理解这件作品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在户外语境中，跑图是一种效率行为：为了找到最佳路线。但在张文超的作品中，跑图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让身体与数据共同写作，艺术成为一种重新组织知识与行动的方法。

从作品本身看，包含数据和影像两种语法，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互相解释，还是互相抵抗？我在展览现场问张文超：密集的数据会不会削弱作品的视觉性？在创作上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吗？张文超当时给出了一种具有方法论启示的比喻：“就像吃饭，左边牙嚼两口，右边牙再嚼两口。”

离开展览现场，我总结影像中的语法有：在场感、身体姿态、行动轨迹、工程尺度等等。数据语法则包括：历史事件、堤坝编号、水位记录、身体参数等等。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时间堆积的沉积层，在我看来，《大堤城》是在用艺术的方式、以行动者的姿态，呈现这个沉积层的结构。

（张文超在会后回应了数据与影像的话题，这也是大部分“专业”观众所提及的问题：观众进入数据的阅读是有门槛的，甚至是困难的，而数据图表在展厅中与影像作品并置，会带来阅读的某种迷失；数据的存在在一定层面上也对影像有所削弱，使得可能本应更为纯粹的作品略显嘈杂。这个问题也触及广泛使用技术媒介的艺术家在处理如数据与算法等技术要素，使其融入并转化为艺术语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偏离与修正过程，由此显露出来的问题也成为展览和讨论的一部分。张文超认为他必然要进入材料本身来展开这一次的探索，比如数据和行走，但最终需要走出来，离开语言重新在感受层面处理整体的作品（每一边的牙齿都有其作用），这是个不可计划的旅程，张文超选择采用一种不断迭代的办法逐步提炼这两件作品，以让作品尽量贴近他预想或者期待的“火候”。他在展期中更换了三个版本的影像，以及调整了墙面的作品，但由于不太可能彻底重新布展，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在另外一个现场，作品会以另一种形态重新出现，对他来说，这可能也是创作的必经历程。）

王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旭从自身的研究出发，坦言当下“身体现象学”在学术界被频繁援引，却也在被简化甚至误用。相比纯粹的理论建构，她在进入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之后，逐渐意识到身体经验的复杂性与不可替代性：无论是民间调研中的传说、还是道医在诊疗中对个体生活史与行动轨迹的追溯，身体始终被视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的存在，而非一台孤立运作的“机器”。这些经验让她反思长期以来被笛卡尔式世界观支配的身体观——将身体视为物理躯壳、将意识视为悬浮于世界之上的“幽灵”，从而以表征和建模的方式理解世界。相较之下，身体现象学强调的并非再现世界，而是身体在知觉之中与世界真实共在的状态。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王旭将展览中的“身体与地理”视为一次对表征逻辑的有力回应。她指出，身体并不是把我们与世界分隔开的物质，而是将我们带入世界的通道。通过攀爬、行走与停驻，身体在不平整的地形中不断调整自身，与环境形成即时的反馈关系。这一点与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所提出的“漫游（wayfaring）”概念高度契合：现代社会习惯于通过交通系统在点与点之间快速移动，而漫游则意味着真正进入世界，在曲折、高低与偶然中与环境相互塑造。无论是在山地中行走、在迷宫式城市中穿梭，还是导航失效后的徒步经验，都迫使人放弃“上帝视角”，重新依赖身体感知来理解空间。

王旭将身体理解为一种“共鸣体”——如同乐器一般，只有被放置于世界之中，才能被触动、被激发。他借中国传统关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论述，以及对鲸鱼、章鱼等生命体的观察，指出感知并不只属于人类，而是一种广泛分布于生命中的身体能力。观看张文超的展览时，她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将这种活生生、稍纵即逝的身体经验保存下来？如何避免再次落入单一的视觉再现？在她看来，艺术正是在这一张力中发挥作用——在眼睛看到的世界、身体触碰到的世界、卫星视角与历史叠层之间，搭建起多维度的经验结构，使个体得以重新感知自己与他人、与环境之间的深度纠缠。

张文超在回应王旭的发言时指出，自己的创作过程并不只发生在物理意义上的行走与记录之中，也同样发生在一种“思维的行走”里。无论是身体在地理空间中的攀爬、奔跑，还是在思想层面顺着他人的经验与叙述展开联想，二者都在共同构建认知结构。作品通过身体轨迹、材料、数据与文本的整理，经由媒介与语言转译，形成可被他人进入的经验场域，从而激发感知与共振。艺术家也强调，作品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自身是否完结，而在于它是否成为一种导体，持续引发重构与延展；这一项目仍处于阶段性状态，未来将随着时间、讨论与现场经验不断迭代。

魏颖｜研究者、策展人，泛生物艺术工作室“PBS”创始人

魏颖的发言借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思想为切入点，强调“与世界共振的行走”是理解当代艺术与实践的重要方法。她介绍Ingold的理论之所以在当下引发广泛共鸣，主要在于其叙事方式所具有的疗愈性和与时代契合度——它为高度技术化、媒介化的现实提供了一种重新贴近世界的路径。Ingold 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打破了启蒙运动以来将人置于万物之上的思想，又解决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下人类将何以自处的问题，提出将人重新安放在与自然、材料与其他生命的关联网络之中。这一点与展览中通过行走、跑图和身体介入所展开的创作方式高度契合，使“行走”不再只是方法，而成为一种认知和伦理姿态。

魏颖随后将讨论引向“具身性”与当代科技之间的张力。她援引自己在脑科学与科技艺术教学中的经验，指出科技艺术往往倾向于将身体与大脑数据化、抽象化，最终导向屏幕内部的再现与控制。这一路径在AI与脑机接口日益发展的当下愈发明显，却也暴露出其局限性。真正需要被重新激活的并非更高精度的数据，而是身体重新回到世界之中的能力——走出去、触碰材料、面对不确定性。她将当下社会普遍出现的“出走冲动”视为一种时代症候：在高度远程化、媒介化的生活中，身体对真实空间的渴望成为一种反向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为艺术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发言的后半部分，魏颖将视角进一步扩展至“行星思维”。她区分了“全球化”（the global）所隐含的俯视视角与“行星性”（the planetary）所强调的在地行走——前者将世界平面化、地图化，后者则要求人以行者的身份在地表穿行、绕行与停驻。她结合自身的实地行走经验，指出许多被文本、图像和既有叙事固定的认知，只有通过身体进入具体地貌与历史现场才能被重新理解。由此，她将研究兴趣指向更广阔的未来议题：跨文化的生态实践、生物智能与分布式智能、以及人类如何在多物种智能共存的世界中重新定位自身。对她而言，这些尚未定型的探索，正构成了一种持续生成的“行星性实践”。

张依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副研究馆员

张依萌从其长期从事长城研究与遗产实践的经验出发，回应了展览所引发的思考。他指出，张老师作品中使用硫酸纸这一媒介方式，对他而言非常具有亲切感：在考古与遗产研究中，硫酸纸常用于叠加地层、关系与时间线索，而展览中这种“叠层式”的呈现，恰恰点出了长期以来长城研究中被忽略的一层——人的图层、身体经验的图层。这并非研究者不关心“人”，而是现有研究框架与表达方式中，始终缺乏一种有效承载身体与经验的方法。

他谈到长城之所以成为一个“研究性价比并不高”的对象，正是因为其尺度巨大、结构相对单一、材料高度重复，且横跨全国四百多个县域，任何试图“穷尽式”理解长城的努力几乎都注定是不可能的。然而，也正是在长期的行走、抵达与积累中，研究者才能逐渐发现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细节：不同年代长城在形态、材料与功能上的巨大差异，早期长城作为边界与秩序标识的性质，以及烽火台系统往往独立于墙体而沿交通线路展开等。这些事实不断提醒我们，公众对“长城”的认知，往往是由极少数典型形象（如八达岭）所主导的想象结果。

在此基础上，他将话题转回到展览与“身体性”的讨论，强调长城不应只是被观看的符号或静态画面，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持续发生的行动、叙事与经验场。无论是考古研究、艺术创作还是遗产保护，下一步都应致力于打通学科边界，将历史图层、身体行走与当代感受真正“融合”而非并置，讲清楚长城之上、长城之中的人的故事。这种平衡专业深度与公共感知的努力，正是他所认为亟需完成的“最后一公里”。

孟尧｜《画刊》主编，江苏省艺术与科学中心·超媒介实验室主任

孟尧的总结发言在语气上显得轻松，却始终围绕着一组严肃而根本的问题展开。他首先肯定了本次研讨会“以聊天之名”的姿态（虽然大家都严谨且超时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种非总结性的讨论方式，恰恰与艺术家和策展人所营造的氛围高度契合。在他看来，今天的讨论并非为了给作品下定论，而是让多种理解在场碰撞、延展。他从自己与张文超的交往经验谈起，指出文超是一位典型“把生活方式当作创作方法”的艺术家——交流往往发生在行走、外出与途中，而不是固定的工作室或聊天场合。这种“出去走走”的姿态，并非随意的生活习惯，而是一种以肉身感知为先、不断重组经验与知识的创作根基。

他进一步从整体线索的角度回看张文超的创作，提出其作品中极为关键的两条交织脉络：一条是水，一条是土石；一条是流动的自然系统，一条是历史与权力沉积的地貌结构。孟尧认为，与其只在单个展览或具体作品中理解张文超，不如将其放入一个更长时段的实践中观察：艺术家为何反复回到这些具有高度通约性的对象？正是这种个人气质与宏大对象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其创作的独特性。他提醒，今天学者们提供的大量知识视角，为艺术家打开了未来的诸多可能，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艺术家如何消化、转化（是否需要？）这些知识，而不是被其覆盖。媒介、数据与视觉在这里始终只是工具，而非创作的先导。

孟尧直言，当代艺术正显露出一种值得警惕的空心化倾向：当概念、算法与跨学科话语被不断推高时，艺术与感受性、身体经验及生物性存在之间的根基性关系，反而逐渐被悬置。他并不反对哲学、人类学或技术的介入，但强调艺术之所以不可替代，正是在于其与肉身经验的深度绑定。张文超的作品之所以成立，并不在于是否穷尽了历史或数据，而在于它为观者提供了一种共振的可能——一种重新审视自身身体、知识与世界关系的路径。艺术未必给出答案，但若能留下“气息”和方向，促使人反身思考自身的存在状态，这本身便是其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张文超｜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讲师

张文超在回应中首先谈及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封闭性”。他指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导演，在作品形成的阶段，往往只向极少数人开放交流，以保持判断的清晰度与方向的稳定性。这并非拒绝对话，而是在行进途中不断校准方向的策略。正是在这种有限而深入的交流中，创作者才能逐步确认作品内部真正重要的问题。对他而言，今天的研讨正像一组“反射镜面”，来自不同学科与立场的发言折射出作品面对的诸多议题，也让他得以重新审视自身实践所处的位置。

他回顾了自己长期在艺术与科技学科的工作。过去一些年，他持续从事与人工智能、游戏、智能交互和数据影像相关的工作与创作，深刻体会到技术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话题引申到长江行走，2008年时他仍可乘坐客运班船一城一城沿江而行，而今天这种精细但效率低下的行进方式已被高铁与游轮取代，客运码头大多被改造成了博物馆。技术的更替不仅改变了日常经验，也在无形中重塑了我们与地理、时间和经验的关系。正是对这种变化的感知，促使他重新思考技术密集环境中“身体”还能如何重新与真实世界对齐。

他进一步谈到“跑图”式的实践并非对技术的逃离，而是另一种回应技术的方式：在高度依赖导航、攻略与云端信息的当下，通过行走、随机性与持续的身体投入，重新发现探索本身的价值。对他来说，真正动人的并非攻略所指向的目的地，而是必然偏离路线、又不断修正路线的过程，创作的过程也如出一辙。最终，他以对“作者性”问题的思考作为收尾：无论是技术、知识体系还是既有艺术范式，都会将经验不断固化为可复制的认知结构，而艺术家的核心任务，恰恰在于跳脱这些范式，寻找自身与经验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摆脱知识，而成为一位“作者”。目前所做的显然还远远不够，这一过程注定漫长，也仍在进行之中；正因如此，这些作品并非终点，而是一些具有持续生长与转化潜力的开放路径。

集体合影

主编 / 何一沙

责编 / 杜隐珠

编辑 / 晏宇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