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测试：国际录像艺术研究观摩展”学术讲座
戈达尔的完整声像
主讲人：徐枫（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
主持人：王春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教授）
时间：2016年7月17日（本周日） 18:30-20:00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
主办：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布罗德美术馆
学术活动支持：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
作为影史上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让-吕克•戈达尔于1976年开始与电影制作人安-玛莉•米耶维勒合作，为欧洲电视台制作一系列革新性的影像。这件作品有六集，每集包括了两段40至50分钟的影像。每集在一开始都会展现一段针对某个特定话题的视频，话题包括大众媒体、劳工、摄影，或爱；紧接着是一段对相关人士的采访，这些人可能是一位业余电影制作人，奶农，数学家勒内•托姆，以及戈达尔自己。这个结构意在创造前半段理论知道与后半段个人主观经验之间的联系。戈达尔与米耶维勒寄希望于以影像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并以“做不一样的电视节目”为目标，批判媒体形象在当代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
主讲人介绍：
徐枫，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电影史论研究者，法国电影专家，电影制作人与影展策展人。
向完整声像世界的进发之旅：看让-吕克·戈达尔的《六乘二/传播面面观》
徐枫
卡雷尔·赖茨（Karel Reisz）在《电影剪辑技巧》（The Techniqueof Film Editing）中提到《精疲力竭》（A bout de souffle）时说，“它和世上一切事物竟无一丝相似”。布努埃尔则明言，“除了戈达尔，我丝毫看不出‘新浪潮’有什么新东西”。在此意义上，《六乘二》既再次证明了戈达尔在影史上独一无二的革新者位置，又让我们在它的独特性面前莫衷一是。
我们的迷惑部分来自作品产生的语境。依据阿兰·贝加拉（Alain Bergala）对戈达尔作品的分期，这部电视系列片（虽然也在电影院放映过）拍摄于戈达尔录像时代（1975-1980），而这个时期的戈达尔作品鲜为人知。戈达尔自己将其创作划分为“无乌托邦”（1967年前）的时代和“有乌托邦”（1967年后）的时代。我们可以认为，无乌托邦的时代，是一个持存在主义哲学、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以电影艺术本身为乌托邦的时代。彻底破坏传统电影语言的“跳切”、不可预期的剧作结构和以无名激情挑衅一切的人物，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但在电影的“一切可能已经穷尽之时”（戈达尔语），这种乌托邦的冲动将投影于世界。1967年的《中国姑娘》（La Chinoise），是戈达尔“无乌托邦时期“与“乌托邦时期”时期的分水岭，“毛时代”（1967-1975)的开篇之作。它以布莱希特教育剧的间离结构，思辨而兴奋地讨论了世界格局、革命现状和中国道路，充满了思想的快乐、肢体的解放感和社会政治的参与冲动，成为68年五月风暴的真实预言。而主人公们讲述自己的思想时，电视媒介已然介入。
在此，必须强调电视与录像，并同时加以区别。电视属于大众传媒，录像属于声像媒介，它虽为电视的物质载体，但并不等同。
戈达尔对电视的了解来自于特吕弗，后者很早即建议他关注电视。但电视媒介对二人而言，意义完全不同。在特吕弗那里，电视的启迪，是一个将取代电影的大众文化传媒对电影生态和叙事艺术可能带来的影响。而戈达尔关注的，却是电视媒介作为大众文化媒介，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和影像艺术形式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他更热衷于如何理解这种媒介，如何实践和重构这种媒介，以达成有效的意识形态介入，并同时改变声像艺术自身的方法。
在录像时代初期，戈达尔的理想同时建立在电视传媒与录像媒材二者之上。在声像的意义上，戈达尔找到了属于未来的、更为自由也更为自主的创作的媒介（戈达尔长期存在着无法亲自操控摄影机影像的焦虑）。在传媒的意义上，电视势不可挡地接替电影成为当代世界第一大众传媒。戈达尔长期视电影为被资本占领的国土，而自己是抵抗的战士；但在后68语境中，想对公众意识产生影响，电视是完全不可跨越的传媒形式。1968年至1978年，戈达尔基本是一个电视人。他的生活及职业伴侣安娜-玛丽·梅尔维尔建立的声像公司（Sonimage)，正是以录像媒材拍摄电视节目的。
作为乌托邦时期一个半自觉、半被迫（投资与制作的便利）的选择，戈达尔选取了电视与录像。《六乘二》堪称这个时代的纪念碑。他引用一位流亡作家的话语，记述自己的宗旨，“走一条无出路的道路，是一种必须丢弃的习惯；用毫无规范的语言去讲述事件，是一种必须丢弃的习惯；用无解决方案的思想去思考问题，是一种必须丢弃的习惯。”这段引言，清晰表现出戈达尔思维的变迁，无政府主义的减退、毛主义激情的逐渐降温、理性社会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化，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征。
因此，这部长达600分钟的电视专题片，改变了存在主义时代作品运动、跳跃、不可预期性的影片文本，也自批判、挑衅、撕裂、激荡的毛主义时期电影政治论述中脱身，代之以静观的视点、自我辨析的结构，和影像、文字、声音多重对话的声像织体。在这个如同法国6年12学期义务教育一样被组织起来的系列中，具备一种开放而平衡的结构，在其中并呈着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思考对象与思考者、城市与乡村、照片与电影、爱好者与专业影人、男人的秩序与女人的自陈、对语言的逻辑思考与情感实践……这一切看似对立的领域在影片中都具备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同时又在与另一方的对应和对话中，显现出自身的状况、疆界与可能性。
在第一部第一集中，长达57分钟的面谈中，作为招聘者的戈达尔始终未露面，他的在场是完全由话语和结构来体现的。影像空间于是成为所有应聘失业者自我展呈的场所，他们过往的生活、工作、失业状况、职业预期甚至个人好恶都自然流露，从而体现出他们情境化、个人化的主体性（而非阿尔都塞论述的超个体的、被询唤的主体性）。相应的，视觉缺席的戈达尔，并未隐藏起来佯装客观，而是通过话语和关注的问题系达成了他作为思考主体的在场；与此同时，其话语是非强制性的，在开放性预设的前提下，形成了真实的对话和主体间性场景。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戈达尔在这一集的结尾，让一位女性求职者在记忆和意愿所及的条件下，唱出了《国际歌》，并将歌词改成了核心的关注：“制片人拯救你们自己吧！朋友们起来、起来，世界将要改头换面，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与此相应，一个求职的男孩，在框中框构图中念诵了自己的求职宣言和为职业斗争的决心。显然，戈达尔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向是清晰的、毫无伪饰的，那是一个机会平等、话语平等的乌托邦愿景。
与此相应，第一部第二集，对一位农民的长时间采访，戈达尔选择了更为倾听的位置，使对方在有限的引导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倾吐了自己的所思所想，从整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到具体的农业生产问题，几乎无所不至。
同样，第二部围绕着戈达尔自己，形成了更为明晰的自我定位。第一集中思考对象作为影片主体，在影像中戈达尔始终在画外空间；第二集中则以他自己为被采访对象，他与其他被访问者一样成为影像中的主体。
戈达尔离开传统的电影与胶片媒介选择了电视和录像媒介，在这个十年选择的最后，他将抛弃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形式而保留录像这一声像载体作为此后电影创作的媒材之一。这新一轮的离弃和保留，代表了对改造世界的乌托邦的搁置（而非放弃），同时是合并胶片与录像，向更完整的、高度综合的声像世界进发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以1990年代之后、尤其以2000年之后的随想录系列为成果，实现了戈达尔的完满声像艺术：电影/意识形态革命会带来破坏的美学与快感，但这仅仅是引导，在那后面是更静观的目光、更开放和积极的对话场，以及对世界、对一个难以限定的乌托邦、对“故乡”的渴望。
图片信息：让-吕克·戈达尔与安-玛莉·米耶维勒/《六乘二/传播面面观》/影像，彩色，有声/597 min/1976/版权归纽约电子艺术联盟所有
时间测试：国际录像艺术研究观摩展
总顾问：范迪安
总策划：王璜生
学术主持：王春辰
策展委员会：凯特琳·多尔蒂（Caitlín Doherty）、王璜生、王春辰、董冰峰
学术活动策划：王春辰、董冰峰、凯特琳·多尔蒂
展览时间：2016年7月2日-8月28日
展览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层A、B展厅
主办：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布罗德美术馆
协办：中国红专厂当代艺术馆｜RMCA
合作机构：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
学术活动支持：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
新媒体制作合作伙伴：上海河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2-02-17
2013-12-09
2013-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