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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征途七十年——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和美术理论家王琦从《晚归》谈起...

2019-07-02 74 people interested

采访时间:2009年7月4日15:00至16:30地点:北京 王琦先生家中访谈双方:王琦:中国著名版画家、木刻运动家、美术教育家和美术理论家。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和常务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美术》、《版画》杂志主编、《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副主编,为新中国的美术、版画、美术教育和美术理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刘海平: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著名版画家、木刻运动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王琦先生,已九十一岁高龄,但身体很健康,经常进行艺术创作。他拿出珍藏多年的《晚归》素描创作稿、版画和珍贵的历史照片,与夫人韦贤女士一起,谈起他创作这件代表作的过程,并充满智慧与乐观地与我们分享他为人民、为艺术奋斗一生的许多珍贵故事和经验。刘海平:王先生,前一阵子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名师捐献作品展》上,看到您的很多作品,其中就有《晚归》。 王琦:对,我捐献给中央美术学院100多幅作品。他们出了一本画集,我拿给你看看。《晚归》是1955年的作品。但我解放以前的好多作品都没有了,现在展览看不到了。刘海平:谢谢您!您最早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版画创作的吗?《冰天雪地中的游击队员》是您最早的作品吗? 王琦:那是最早在报纸上发表的一张,是1938年。现在中国美术馆和四川有,中央美术学院有复印件。《晚归》这件作品印地就很多了,现二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都有这件作品的收藏。已经印了好几十张,现在版子模糊了。这是1955年我用钢笔画的《晚归》的原稿,是单色的。我还没有给别人看过,也从来没发表过。当时我就是根据这个刻成套色版的。我觉得这个稿子比我《晚归》的版画还好!这是我保存的1979年日中友好协会在日本组织展览时的海报,上面有两幅作品照片,是《晚归》和彦涵的一件作品,当时很受欢迎。《晚归》在苏联的《创作》杂志上也发表过,那是1957年,李桦和力群两个人带了中国的版画去苏联作展览。当时《创作》杂志就发表了《晚归》。刘海平:能请您谈谈《晚归》的创作过程吗? 王琦:那是在东北。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当时每年都有两三个月的创作假,就是5、6、7三个月。我们那时候一方面教学,另一方面每年两三个月下去体验生活。老师学生都要去,你自己选择地方,到工厂也可以,到农村也可以。搜集素材,搞创作。光靠教学,自己不搞作品是不行的。老师没有作品,学生他也不买你的帐啊。学生是自己下去,老师也是自己下去。同学是分成小股,两三个人一起。1955年,我当时是在东北农村。看到实景后画了一幅写生,现场画速写,回来再画成这张搞创作的钢笔画,准备刻版。我是1952年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其实1955年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还在审查我。为什么审查我呢?因为1955年的肃反运动,反胡风。我是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和胡风有关系的人,就被揪出来了。胡风和我的关系很好。当然,他是老前辈了!他是鲁迅很得意的学生。所以我们搞版画的,鲁迅不在了,就非常尊敬胡风。他也很喜欢版画!他抗战时期编的《七月》杂志,和后来主编的《希望》杂志,都用版画。所以后来反胡风的时候,首先就把我揪出来了,斗争了七八次。(笑)我是要被重点批判的,然后就是审查,从1955年8月一直到第二年3月。我们在东北农村体验生活,是1955年5、6、7三个月,回来8月就开始反胡风。这幅作品是1955年的10月,我在审查期中做出来的。刘海平:《晚归》这件作品至今看来还是很有抒情性的,很浪漫。 韦贤:当时就有人问他,你怎么在受审查的时候还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他说,我相信党,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这个人没问题,干吗害怕呢? 王琦:我回答他们说,我当时心情很愉快,根本没有什么的。《晚归》这幅作品在当时来说,在50年代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但因为当时我在审查之中,所有的报刊都不能发表我的作品。到1956年3月,审查结束了,《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幅作品。接着报纸刊物来约稿的人就多了。这幅作品在《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了以后,全国的很多报纸刊物都发表了,有二三十家。当时是一次印了15份,国家都收购了。当时“对外文化委员会”,组织这幅作品到十五个国展览。后来,陆陆续续又印了一些,到很多国家展览过。我有一个在对外文委工作的好朋友,他已经去世了,知道这幅作品被很多国家收藏。1956年《晚归》在前苏联发表,后来在十几个国家的报刊都发表了,现在全世界有二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有收藏。在我自己的作品来讲,《晚归》是被收藏最多的。1956年在苏联作展览的时候,当时俄罗斯共和国美术家协会的主席施马林诺夫,你知道他吗?他很有名的,在卫国战争的时候,他搞了一套石版画《不能忘记,不能饶恕》,反映希特勒对苏联的残暴。他认为这幅作品对夕阳光的处理非常巧妙。苏联组织了很多画家和批评家开座谈会,开座谈会时,施马林诺夫的发言,对这幅作品评价很高。刘海平:您当时是不是只用了两块版,就把夕阳光的效果表现出来了。 王琦:三块版。一块版是黄颜色,第二块版是紫色,深紫色,第三块版是黑白颜色。这幅作品是来自我对自然的感受,在中国农村对自然的感受。先画成速写,再整理成我给你看的素描稿,再刻版。当时审查的时候,是不让我上课的,在家里待着,闹地很紧张。我不想浪费时间,就在那个时候刻的这个作品,那时候刻了三幅,这一幅最好。刘海平:现在来看这件作品,还是很美。 王琦:也没有什么。现在这块版子不行了。刘海平:能重刻吗? 王琦:我的眼睛不行了,那次动了手术,视网膜脱落,视力就只有0.2。1989年刻了最后一张版画作品。就是这最后一张作品《运河码头》。这张作品刻完以后,刀子就封起来了。所以这幅作品叫“封刀之作”。《古墙老藤》也是晚期的作品,是晚期的代表作了。这张作品在外国的博物馆收藏也很多,但是没有《晚归》这么多。其实《晚归》是副产品。我到东北去,也不是为了要到农村。我到东北去,是到汽车厂。长春汽车厂是我们国家1955年刚刚才开始建的。开始建厂的时候我去了,第二年汽车生产出来,出厂我又去了。《晚归》是在长春附近的郊区写生的。露天煤矿我也去过。1954年我到了辽宁的阜新煤矿。当时阜新发现露天煤矿,是中国的两大矿之一。现在那里的煤都采完了。刘海平:把您的版画创作分三个时期:早期1938年——1949年,中期1950年——1976年,晚期1977年之后,可以这么分吗? 王琦:抗日战争时期可以算一个时期,解放以后从50年代到文革以前算一个时期。然后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又是一个时期。基本可以分成这三个时期。《晚归》是第二个时期,50、60年代那时候的许多工业建设题材的作品,都是来自每年三个月体验生活时积累的素材。抗战时期我是在大后方,所以那时期的作品没有在前方战斗的题材。当时我主要是在重庆,搞木刻运动。1942年我在重庆参与组织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负责推动全国的木刻活动。我们联系全国的木刻家,搞展览会和木刻协会,我还同时给三个报纸编木刻副刊。1942年和1943年我们组织了两次“全国双十木刻展”,展出了全国各地木刻家的作品,还有很多周恩来带到重庆的延安木刻家的作品,当时还第一次把中国的新兴版画送到国外(前苏联、英国、美国、印度四国)作了展览。直到“木研会”1946年迁到上海,更名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四年半多的时间里,我们做木刻的人在重庆一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文艺斗争的前列。我当时的作品,题材主要是反映大后方城市里面的下层人民,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前方的题材。李桦他就不同,他是在战区,所以他有很多抗战题材的作品。古元他是在农村,在陕北农村,他的作品农村题材就多。你看他的农民题材的作品就很多。彦涵又不同,彦涵他是在部队,所以彦涵搞战斗题材比较多。刘海平:后来1946年,您和李桦、野夫等先生一起在上海做了《抗战八年木刻展》。 王琦:对。那是1946年。我带了900多幅作品从重庆到上海,交给了展览组的负责人麦秆,我是编辑组组长。那些作品是全国的作品,都是很珍贵的,选上了897幅。《抗战八年木刻展》这个展览会在中国新兴版画史上,那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以后再也没有这个规模了。不单是作品多作品好,社会影响也很大!二十几家报纸出了特刊作介绍。包括国民党的报纸也出了。他们没办法嘛,因为社会影响很大。展览开幕那天,9月18日,我们到鲁迅的墓前献花圈。这是当时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在鲁迅墓前照的,中间这位是田汉的夫人,《渔光曲》的词作者安娥,当年渔光曲不得了的。还有这张照片,也很珍贵,是在展览会场上。其中这一位是内山完造,鲁迅的朋友。他是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他的兄弟,内山嘉吉,是中国版画的第一个老师。1930年,鲁迅先生请内山嘉吉在中国开办了一个木刻讲义班,班上有十三个人。所以中国的新兴版画为什么从1931年算起呢?就是因为这个木刻讲义班。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他接见了我们木刻会代表,就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马斯南路47号。周恩来亲自接见了我们几个人,我、李桦、野夫、陈烟桥还有两个漫画家,最近去世的丁聪,和余所亚。两个漫画家和四个木刻家。在回忆录中我写了,送你一本吧。刘海平:谢谢您!您参与的木刻运动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吗? 王琦:那是1938年以后,30年代末期。我基本上是属于40年代的人。38年3月底,上海美专的老师倪贻德邀请我到武汉,在三厅开始工作。三厅就是在武汉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田汉是三厅艺术处处长。三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一个文化宣传机构。周恩来当时是政治部副部长,主管三厅的工作。所以三厅其实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时《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周恩来到三厅来做报告,是对《论持久战》最好的阐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我在三厅工作是从1938年4月到8月,在三厅呆了几个月以后,我就和冯法祀、王式廓一起商量去延安。7月下旬时,三厅的罗工柳也去了延安“鲁艺”。8月我到了延安鲁艺,我是“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二期的学员。彦涵也是第二期的。我们的木刻老师是沃渣和胡一川。院长是周扬。我在这里第一次拿起木刻刀从事木刻创作。刘海平:您的版画创作在抗战以后是不是有了一些变化。 王琦:50、60年代那时候的题材是工业题材多。后来是农村的题材,再后来比如说《造船厂》这样的作品,又是工业题材。到了后期,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城市的题材。直线多了,装饰感强了,表现城市的速度和运动感。比如说《大街上的旋律》系列。其中一幅作品在大英博物馆有收藏。当时那位东方部的主任,叫龙安妮的英国女士,很欣赏这幅作品。晚期我的版画要分作两组了,藤、大树算是一组,城市街道的题材是一组。80年代的时候我不常到外地去了,接触外界的东西少了,主要就是在城市里面,所以搞了一组城市的建筑作品,就是《大街上的旋律》、《都市交响曲》。当时年纪大了,七十多了,跑不动了。所以出去体验生活必须要在六十岁以前。刘海平:80年代那时候像《古墙老藤》这样的作品,您的风格就变了。 王琦:对,我要是眼睛不坏的话,我的版画风格还要变。正要变的时候,眼睛不行了,不能动刀了。当时想要让我的版画变得更开放,浪漫主义的东西要更多!我的东西,现实主义的东西太多,浪漫主义的东西比较少。你说《晚归》浪漫,但是还不够,这个作品是有一点“诗意”。艺术基本是两大流派,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表现能够看得见的、摸得到的世界。浪漫主义表现脑子里想象的东西多。所以浪漫主义是天空,现实主义是地面。要把现实主义的地面和浪漫主义的天空连成一片。我的作品,现实主义的地面太多了,没有飞跃到天空里去。我的作品到后期的时候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东西了,像《大街上的旋律》就已经有一点了,但是晚了,年纪不行了。《人民万岁》这组作品中,象征主义的东西也多起来了。这是表现人们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总理。这幅作品中,有一只举火炬的巨手。天安门上哪有这么个巨手呢?不可能有的。这是一种象征,表现周总理。这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鹰,是要表现打倒四人帮。这些作品里,想象的东西多起来了。也是因为我当时年纪大了,不能多出去接触现实生活了,但脑子可以尽量地放开,可惜眼睛又不行了,不能再刻了。刘海平:那您可以画画,80年代以后您画了很多水墨画。 王琦:对,但我的水墨画,跟一般国画家又不一样。国画家的画一般不会像我这样构图。我的皴法和一般国画家也不一样,有一点版画的味道。你注意一下我画中的线条,国画家不这么画的,国画家可能更注重传统的皴法。但其实皴法是千变万化的!我不管,我就按照自己的方法画。我的朋友看了我的画,就说“你的皴法,国画家是没有的”。这是我自己的皴法。还有用线,我把版画里的很多因素放到国画里去了。所以我的画我不叫它中国画,就叫水墨画。 因为我这画里面,中国传统的东西很少。我基本上是按照西洋的画法,用自己的素描,用干墨、焦墨绘成底子,然后再用淡水墨铺第二层,最后用颜色。像《峡江滩石》,看上去像中国画,但皴法完全不同。中国画如果画这些山,就会用很多传统的皴法来画。我用线,还有块面,用大块的黑、白、灰的关系来画,这是从版画转过来的。刘海平:中国的版画创作,在80年代之后是不是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王琦:变化很大。首先是版画的品种多了。原来就是木刻,你看抗战时期就是木刻一种,到了50年代的时候增加了铜版、石版,就是三版。现在版画的品种多极了!各种版、各种材料、工具,太多了!去年我到深圳参观“观澜国际版画原创基地”,那里的机械比国外的还要好,有最好的德国的印刷机,是深圳的宝安地区搞的。现在这个观澜国际版画原创基地,恐怕在亚洲都是第一。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李岚清也去了。好多版画家都到那里去创作,在那里有工作室。刘海平:版画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从抗战开始,到50、60年代以后,版画一直有很大的作用、有自己的特点。 王琦:中国的新兴版画是从1931年算起,到现在有70多年了。我的回忆录《艺海风云》中有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我记忆力比较好,还有我有笔记,记日记。比如这一章《在集训班中的日子》,那时候有很多发言,只有我才有记录。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65年,文艺界的有600多人,要集中训练。我们在里边关了三个多月,但天天吃好的。每人8毛钱一天的伙食,大鱼大肉。后来不行了,美院的革命群众说,要“把他们揪回来!”回来就完了,挨批斗。这里边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这第一版回忆录里面集训班的发言,我写的是某某某发言,要是把真名字写出来就更好了。现在第二版,我要用真名字,有些人也不在了。《王琦文集》中有。这本书中央美院图书馆有两套。这个第一版的回忆录,在浙江美院图书馆有两套,因为看的人多,翻烂了。后来这书没有了,因为印得很少,只印了两千本。现在版画很冷落,是低潮期。好多学版画的学生都转行了。不过他们画得也很好。刘海平: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有很多个工作室,同学们的能力都很强。作品种类非常丰富。 王琦:现在版画系的主任是苏新平吧。版画系现在也是很不错的。刘海平:您历年来曾主编过《美术》、《美术研究》、《世界美术》、《版画》等许多期刊。 王琦:我是个编辑家。别人说我是木刻家、教育家,其实还有编辑家。为什么搞编辑?搞理论和搞编辑是有关系的。是从1938年作《战斗美术》开始的。当时我和卢鸿基两个人当主编,还有王朝闻。当时卢鸿基、王朝闻、洪毅然他们三个人,从在国立杭州艺专当学生时,就搞理论,鼓吹“为人生而艺术”,出了一个刊物叫《艺术论坛》。王朝闻和卢鸿基是搞雕塑的,洪毅然是搞绘画的,原来都不是搞理论的。后来这三个人都成了理论家。王朝闻就专门搞理论了。洪毅然搞美学,是美学家,他去世了。解放以后我到《版画》作主编,当时是李桦、力群和我,我们三个人。王朝闻到50年代,就是1953年的时候,让洪毅然转告我“叫王琦不要刻木刻了,搞理论。搞木刻的人多得很,你一个人不搞没有关系。搞理论的人太少。”我没有听他的,我还是按照我的办法,一边拿笔,一边拿刀。双管齐下,这是对的。作创作和作理论,两者交叉,我觉得一点不矛盾,互相有帮助。理论会指导我的创作,创作反过来会映证我的理论。我九十岁的时候,他们开了个研讨会,很多人发言,说我有理论家兼创作家的特点。邵大箴也有发言,我请他来主持这个会。我以前是《世界美术》的副主编,当时邵大箴是编辑。朱丹当时管《美术研究》。后来又把我调到《美术》杂志当主编了。那是1980年,打倒四人帮以后,美协刚刚恢复成立,让我和王朝闻两个人当《美术》的主编,就是双主编。我从1980年,81年、82年、83年、84年,干了五年。更早的时候是在50年代,我作《美术研究》的常务编委,那时候没有主编,我们当时是和华东分院合作办《美术研究》。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来改了,不叫分院了,叫浙江美术学院。我当时是三个常务编委之一,还有王逊,他文化大革命时去世了。浙江方面是金冶。后来我又主编了一些丛书,《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美术集》还有《当代中国的美术》,还有《100万个为什么》丛书的美术集。李凌编音乐部分。1991年时,又调我到美协当党组书记。“六四”以后,中宣部干部局的副局长到美院来,管文艺的副部长点名叫我去美协。那时我都七十二岁了,都退了。中组部特批,我还得继续工作。整个文联系统离休的干部,然后再拖出来的,就是我一个。去美协作党组书记,当了八年。我以为那一年马上就要换届了,因为到时候了,我顶多再干一年。结果一拖就拖了八年,因为老不开代表大会。整整八年,从七十二岁到八十岁,才真正退下来。后来是刘大为,他现在也退了,现在是吴长江。刘海平:您同时还在版画家协会任主席。 王琦:对,我在版画家协会是主席。但是版画家协会没有经过民政部批准,所以严格地讲它并不合法。但是它影响很大。那是1981年,在黄山开会成立版画家协会的时候,轰轰烈烈。赖少其,他以前是新四军,那时候是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在也去世了,是他发起的。五六十个代表在黄山,成立中国版画家协会。现在这个协会还是存在的,但是没有什么活动,不能活动,名存实亡。但各个省区有活动。江苏省版画家协会有活动,黑龙江省版画家协会有活动,甘肃省版画家协会有活动。因为它们都是经过省民政局批准注册的。刘海平:您是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作美术理论和编辑工作的吗? 王琦:我从小就当编辑了。(笑)当小学生时,就编壁报,要用钢笔字写,自己写,自己还画刊头。每期用仿宋体钢笔字写在一张铅笔画纸上,有六七千字,还有插画、刊头。这是我后来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的最早预习。喜欢版画是后来到了中学的时候,看了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刻的四本连环画,开始了解。但是我搞版画是归功于抗日战争。如果抗日战争不爆发的话,我就留学法国去了。1934年我开始在上海美专学习,我在上海的时候,油画成绩最好。刘海粟、倪贻德他们很欣赏我。但我当时就非常喜欢版画,上海当时“第一届苏联版画展”对我以后走版画的道路影响很大。但我在上海搞的主要是油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回到了重庆,留学的梦想结束了。我第一个开的个人画展,是1943年,在重庆搞的。是油画最多,第二才是版画。但这第一次的个人画展,到现在一张画都没有留下来,也没拍照。那时候也没有照相机,也不像现在有数码的材料这么方便。应该留下一些就好了。刘海平:王先生您现在还经常画画、写字,您的书法也很好。 王琦:我从小就练习书法,我父亲是书法家。四川人很讲究练书法,我从小就练。我现在一个星期画一张画。一年五十二张。现在我的画恐怕比版画要多了。以前版画一年只能作几张。改革开放以后刻地比较多。街道,树的系列等等,一年刻个十几张都有。刘海平:您的水墨画和书法作过展览吗? 王琦:做过几次。2007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作了一个展览,《王琦水墨新作展》。我九十五岁的时候还要再开一个展览,一百岁时再开一个,如果还能活到一百岁的话。王琦简历:王琦 四川省重庆市人,1918年生。中国著名版画家、木刻运动家、美术教育家和美术理论家。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主要负责人。1949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版画》主编,《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副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和常务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著有《艺术形式的探索》、《王琦文集》等多种理论著作。1991年获“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1992年获日本创价学会颁发的“富士美术馆荣誉奖”,1995年获法国敬业与成就协会颁发的金十字勋章,2003年获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中国美术金彩奖终生成就奖”。《晚归》 王琦 24.3×17cm 套色木刻 1955年画面表现夕阳照耀下中国农村的自然风景。两辆运草的马车,一前一后形成呼应,在熔金般晚霞的映照下,行进在归途中。茂密的树枝和惊飞的群鸟,营造出一种抒情诗般的优美境界。这幅作品参加了1956年的第二届全国版画展,在《人民日报》副刊首次发表后,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30多次,并于1950至1970年代十几次出国展出,被世界各国二十几家博物馆收藏,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王琦的艺术历程一直与现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版画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38年——1949年的战争时期,1949年——1976年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1976年——198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其后至今,王琦的艺术创作主要以水墨画和书法为主。《晚归》是王琦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版画代表作,也是他农业题材的代表作,亦可视为其一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王琦的其他版画代表作品还有《石工》(1945年)、《售余粮》(1953年)、《雪原峡谷》(1964年)、《朝霞映船台》(1975年)、《人民万岁》(1978年)、《古墙老藤》(1987年)、《都市交响曲》(1987年)等。原文载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编辑|郑丽君 ...More

廖静文忆徐悲鸿:从重庆到北京...

2019-06-17 74 people interested

廖静文(1923-2015),湖南长沙人,1942年任徐悲鸿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资料员,1946年与徐悲鸿结婚。曾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夏天,我们从重庆坐轮船先到南京,然后由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由秦皇岛乘火车至北平。那个时候不叫北京,叫北平,因为首都在南京。悲鸿本来是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不聘教授”、一级教授。所谓“不聘教授”,是永远不解聘的教授。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悲鸿在德国认识的同学,抗战胜利以后,他当了教育部部长。当时在重庆要复原的学校很多,都要重新聘任校长。他就想邀请徐悲鸿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当时我们到南京后,南京很多人劝我们不要到北平。说现在国共谈判破裂,北方非常不平静,最好不要到北平,留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比较稳妥。悲鸿一直想办一所能够推行他自己主张的学校,所以还是坚持到北平来。从南京到达上海的时候,我们去看郭沫若,在郭沫若家里,碰巧见到了中共驻沪办事处的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鼓励悲鸿到北平接管北平艺专。他鼓励说: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成一个很好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两张船票那是抗战胜利以后第二年。我们很匆忙离开重庆,因为当时要买张船票或者买张飞机票都很困难。在重庆要复原回家的人太多了。我们这两张船票,是悲鸿的老朋友李济深送的。有一天,我们到他家里去看他,他马上就要走,要回南京,还剩两张船票,问我们要不要。那两张票是没有床位的,但那时候弄到船票或飞机票都很困难,我们就要了这两张船票。拿到票后赶快回到对岸的沙坪坝整理东西。重庆的沙坪坝是大学区,在嘉陵江南岸。我们第二天就搭上了“民联轮”的轮船去南京。当时悲鸿还带着好几箱作品。我当时已经怀孕了,怀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后来在人民大学教书的徐庆平。我和悲鸿没有任何人帮助,就赶到下关轮船码头,但是轮船码头那个船上的人,不让我们上船,说轮船已经超重了,你们带这么多箱子,不能上船。悲鸿说如果这些画不能上船,他就不走了。正在这个时候,轮船上有一个工作人员,是我们以前认识的熟人,他听我们讲了以后,说没有关系。他就叫人把这些箱子搬上了轮船。在船上,我跟悲鸿没有床位,只能睡在船板上,很多人挤在一起,每人占一小块地方,拿被子铺了凑合着睡觉。这样,我们坐轮船坐了好几天,然后到了南京。到南京以后,因为悲鸿当时已经得了高血压,他的身体很不好。我叫人从船上把箱子拿下来,让他守着箱子,我跑去雇车拉走。那个时候,南京还有马车。我雇了一辆马车,把箱子搬上去,我们就坐马车进了城。进城以后,因为悲鸿有高血压,我就让他住到医院里去,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然后,我到教育部找朱部长拿到悲鸿的聘书,就是聘请他当北平艺专校长的聘书。拿到聘书以后,我就去买火车票,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在南京养病期间,悲鸿就开始物色北平艺专的教授。他决意要找一个很好的帮手。他有一个学生,叫吴作人。吴作人是悲鸿帮助出国留学的,开始时送他到巴黎去,买的最便宜的船票。吴作人因为幼年丧父,家里很穷,到了巴黎以后,他没有钱吃饭。后来,悲鸿的一个好朋友,以前在法国留学的同学谢寿康当了中国驻比利时的大使,悲鸿托谢寿康拿吴作人的画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去申请奖学金。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看到吴作人的画很好,就录取他了。吴作人进了皇家美术学院以后,非常努力,学院给了他奖学金,并且给他一个单独的画室。吴作人就在比利时学画,并且和比利时的一个同学沃特(李娜)结了婚,然后回国来。回国来以后,就在悲鸿执教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教书,后来慢慢地就当了教授。悲鸿决定到北平艺专来时,就写信给吴作人,请他到北平艺专来教书,担任北平艺专的教务长。我们到上海以后,他又聘了好几个非常好的教师。聘请的人有李桦、王临乙、滑田友、叶浅予、李斛、李可染、李苦禅、冯法祀、周令钊、韦启美、戴泽等,还聘了董希文,还有沈从文。总之,悲鸿还没有到任,就聘了很多全国一流的教授。到北京以后,他又专门去看齐白石,聘齐白石当名誉教授,教国画。那个时候,可以说全国最有名的画家都集中到了北平艺专。 拒绝南迁解放战争到1949年的时候,已经打到北平的城门口。当时,南京的教育部派飞机去接很多有名的大学教授,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艺专。各个大学的名教授、校长,教育部都派飞机去接。在当时,第一个走的就是北大的校长胡适。胡适是坐第一批飞机走的。胡适走了以后,飞机场就被共产党占领了,飞机不能降落了。当时,国民党命令把树砍掉,在城里做了一个临时飞机场,派了两架飞机,把各大学校长、名教授都接走了。像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故宫研究院的院长等。当时悲鸿也是要被接走的,但是,悲鸿拒绝走。教育部汇了一笔钱来,叫南迁费,让北平艺专的师生迁到南方去。当时悲鸿就在北平艺专召开校务会议,让大家讨论是不是南迁。悲鸿本人就不赞成南迁,吴作人他们也都不赞成,结果,赞成南迁的人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不赞成南迁。最后悲鸿就根据大家的意见,把这笔钱分了一部分给学校的教职员工。另外买了很多小米,存到学校里面,准备如果围城久了,不至于没有粮食吃。结果北平被围城也有一个月,街上买不到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喝到小米稀饭,吃那个酱园的酱萝卜干。整整围了一个月。当时北平艺专有很多地下党员,像现在的侯一民,就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当时,傅作义是北京城内的最高司令员。北京城里还有20 万军队,蒋介石命令他一定要守住北平。当时傅作义的女儿就是地下党员,她答应劝他父亲不要守城。傅作义毕竟觉得这是女儿啊,还是要考虑她的意见。他找了很多有名的教授来,跟大家讨论北平是守还是不守。那天悲鸿也是被邀请去开会的。傅作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要大家发表意见。当时,因为北平还没有解放,特务很多,一般人都不敢讲话。傅作义讲了话以后,没有人敢发言。悲鸿就第一个发言,他说,北平是一座有名的文化古城,为了保存北平城市的建筑,也为了北平城里面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希望傅作义将军能够下决心和平解放北平。他那天去开会,我在家里等着。当时吴作人他们也在我家等着,都等消息。等到了很晚,悲鸿回来了,告诉我们开会的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当时北平城内很乱,钞票已经不值钱,街上到处都是卖银元,卖现大洋的,或者是卖美金的。悲鸿回到家以后,当天晚上就接到一个人的电话,他问徐悲鸿在不在家?我说,他已经睡了,你有话跟我说。那个人就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你告诉徐悲鸿,叫他小心自己的脑袋!我知道是特务威胁,所以当时要留在北平也不容易。我们还去看了齐白石。齐白石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很多人跟他讲:共产党有一个名单,进城以后要杀谁,这个名单里有你的名字,因为你卖画有钱,共产党专门杀有钱的人。八十多岁的齐白石很害怕,我们到他家去,正好航空公司来电话问他订几张飞机票,他准备逃到香港。当时我们就告诉他,叫他别走,我们也不走。如果北平乱了,我们把他接到北平艺专去住,大家保护他。齐白石最听悲鸿的话,悲鸿讲什么他都相信。那样齐白石也没有走。过了几天,北平就和平解放了。 悲鸿请毛主席题写校名1949年,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来,把华北大学三部,就是解放区来的,跟北平艺专合并,办一个中央美术学院。当时还不叫中央美术学院,叫国立美术学院。所以国立美术学院最初是跟华大三部合并的,像罗工柳他们都是华大三部合并过来的。当时是周恩来亲自发聘书,聘徐悲鸿做国立美术学院校长。悲鸿请毛主席写校牌,写了“国立美术学院”。后来改成中央美术学院。这个校牌还是毛主席写的。我们家有六封毛主席亲笔写的信,第一封就是悲鸿请他写学校的校牌。他亲自写了一个,而且亲自回信给悲鸿先生:来示敬悉。还写了一句“未知可用否”。这是第一封信。后来,还通过好几封信,所以在我们家到现在还保存了好多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一直到悲鸿去世。1953年,我又到北京大学去读书。那个时候,我已经30 岁,跟悲鸿结婚有六年多了。我原来就是在大学读书,因为结婚照顾悲鸿,就放弃了读书。悲鸿过世以后,我重新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毛主席知道了,派他的秘书田家英拿着他亲自写的信,问我有没有困难,说如果有困难,要我告诉他。我当时正在北大上课,校长办公室来人叫我,马上出来,说有人要见我。我在课堂里跑到校长办公室,田家英就把毛主席的信给我看,当时我一面看,一面流泪,非常感动。我告诉他,没有困难,不需要帮助。田家英走的时候,还跟我讲,如果有困难,你就跟毛主席写信。我这封信,现在也留在家里。悲鸿在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可以说倾注了他全部的精力。要办好这个学校,在中央美院,他坚持他的教学方法,要画严格的素描,不论哪一科,都要学两年素描。因为素描是绘画的基础。他自己虽然是校长,但他很少坐在办公室,他一般都到每个教室里去看,每天都去看看每个教师教得怎么样,看看每个学生画得怎么样。一直到1953年他去世。在他去世之前,还到中央美术学院给学生补课。他说,那么多学生,还没有学他讲的美术史。他找了很多图片,放在美术学院的玻璃柜里面,告诉他们哪些是最好的画,哪些是不好的画。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到美术学院去,因为他从病了以后,我一直担心他再发脑溢血,所以每次我都陪着他去上课。有一次他往玻璃柜里面摆图片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看到他摆的一张图片,说“这个画画得真好”。悲鸿马上说,这是最坏的画,因为他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1941年摄于重庆沙坪坝,前排右起为廖靖文、徐悲鸿、张葳、郁风,后排左一为张安治,后排右一为黄苗子1943年,徐悲鸿与廖静文摄于四川青城山1945年在重庆磐溪,背景为中国美术学院,左起为廖靖文、徐悲鸿、张葳、周千秋、佚名、张安治、张苏予、宗其香等1950年4月1日,在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大礼堂举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典礼建院初期的徐悲鸿院长1948年,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儿子徐庆平、女儿芳芳合影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及儿子庆平采访时间/2013年6月采访/陈卓整理/秦建平 赵 晶原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8年第2期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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